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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党人的生死观与士大夫精神

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摘  要:东汉党人、末党人以道自守、视死如归,铸造了士大夫精神。同时,绝对的殉道忠君也暴露了他们思想的根本局限。
    关键词:党人;生死观;士大夫精神
  一
    东汉党人、明末东林党人均以铲除宦官集团为其鲜明的政治特色,他们因此被宦官诬以“党人”而惨遭迫害,其领袖人物大多死于狱中。生死之际,党人所表现出的气节与风范,确非常人所能为。
    东汉党人最著名的是陈蕃、李膺、杜密、范滂诸人。陈蕃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既成的肃杀之气中,上书直斥桓帝拘捕党人无异之焚书坑儒,极言李膺等人为“死心社稷”之臣,不可囚禁,并自申其志曰:“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采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①后与外戚窦武合谋欲尽诛宦官,事泄,情急之下,陈蕃竟以70余岁之身,仅率下属、门生80余人拔刃入宫,与宦官论理,即日为宦官所害。李膺不奏请朝廷即诛杀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后,在朝堂之上面对桓帝的责难,义正辞严地回答道:张朔虽死,主凶未擒,“特乞留五日,殄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②。他所谓的“元恶”显然指权倾一时的张让。第二次党锢之祸起,大捕党人,乡人劝其逃亡,李膺却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③于是主动投狱而死。李膺之语,足见其激越之气。然而,党人并不矫情,他们确实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前有秦的焚书坑儒之祸,近有杨震、李固、杜乔等三公与外戚、宦官抗争而最终惨死的事实。李膺等人对政治形势的严酷,以及自己可能遭到的迫害是楚的。但一腔激情使他们不能自已。驱使他们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是澄清天下之志,以天下是非风教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较之东汉党人,明末东林党人生死观的思辨色彩较浓。他们中的不少人长期在书院讲学,著述较多,得以从容论道。东林诸君中以顾宪成的生死观最有代表性。他在《小心斋札记》中阐述其核心思想曰:人有无形生死、有形生死,“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无形者也。”“人身”与“人心”,实即形体与精神。人若仅以形体之生死为念,则生为徒生,死为徒死,“情欲胜而道义微,不过行尸走肉而已,圣贤见无形之生死,不见有形之生死,故常以无形者为主。道义胜而情义微……固已超然与造物者游矣”④。道义在身,即可超越肉体之生死,追求有价值的道德化的人生。道义与生命相比较,自然是舍生取义。高攀龙解释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话曰:“当死便死”,即为道义而献身。他强调:“虽杀身也要成得一个仁才好。不然徒死无益,直如草木耳。”⑤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东林诸君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殉道之途。
    天启五年(1625)杨涟、左光斗等六人下狱。杨涟秉性刚直峻烈,魏忠贤派人刺杀未成,即知将不免于难,但他仍义无反顾地与之抗争。他坚信“人生梦幻,忠义千秋不朽”⑥。其《狱中绝笔》谓:“不悔直节,不惧酷刑,不悲惨死,但令此心毫无奸欺。白日冥冥,于我何有哉!”⑦杨涟等六君子受尽酷刑死于狱中后,次年,又捕高攀龙、周宗建、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起元七人。高攀龙听到周顺昌已被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遂投水自尽,缪昌期等人均惨死狱中。高攀龙留下遗书两封,其一为《别友柬》:“仆得从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⑧他所为“幻质”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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