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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党人的生死观与士大夫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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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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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实践及集体献身而充分地昭示于天下。他们是知识群体形象的首次登台，且是以生命而不是笔墨去诠释儒家道义，从而铸就了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精神的鲜明特色即以天下为己任。
较之东汉党人，明末东林党人的集体殉道则是对士大夫精神的磨砺与淬火。同为王朝末世，同为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东林党人面临的政治形势比东汉党人更险恶。这种险恶不仅来自于对手的强大，更来自于士大夫本身的世俗化。魏忠贤集团的专权暴虐空前绝后，士大夫“不修士行”，投靠魏忠贤门下者不计其数。故有学者认为此期是“士无特操”，“士人的人格普遍泯灭”。而恪守儒家道统的东林党人面对士风日下之势，重新倡导学者以整齐天下为己任，并率先垂范，这与东汉党人以天下是非风教为己任一脉相承。缪昌期《槛车》诗中曰：“尝读（李）膺（范）滂传，潸然涕不禁，而今车槛里，始悟夙根深。”“夙根深”三字传神地道出了两者在思想深处的契合。高攀龙、缪昌期均以“与李膺、范滂同游地下”为荣。东汉党人的悲剧性结局摆在那里，但东林党人偏偏仍走这条路。东林党人在晚明举世皆浊的士林中高自标置，弘扬正气，确立起了自己的正面形象。邹元标强调：“人生天地间，只是一副真骨头，真精神。”“吾辈所恃一生千生，此真精神耳。”他所说的“真精神”乃指儒家坚定不移的道德追求。这种追求至死不渝。左光斗的门生史可法曾买通狱卒，见到倍受酷刑后弥留之际的左光斗，只见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公跪抱公膝而呜咽。左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即先扑杀汝……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铸就也！”史可法后来成为抗清名将，左光斗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高攀龙的弟子华允超在崇祯朝间直言敢谏，上“三大可惜四大可忧疏”时即备棺而待。薪尽火传，东林诸君以天下为己任，为道义万死不辞的士大夫精神不绝如缕地延续下去。
然而，东汉党人、东林党人为之献身的“道”，其实际内容是什么呢？顾宪成讲得最简明：“道者何？纲常伦理是也。”即儒家所倡导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君臣等级制度。党人之所以与宦官展开殊死的搏斗，即是因为宦官以卑贱奴仆之身执掌国家权柄，妨碍了皇权的正常运作，阻塞了士大夫正常的仕进之路，也违背了纲常伦理。党人以死与宦官抗争，捍卫的是君主的尊严与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忠君情怀在东林党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杨涟在受尽酷刑之后，痛恨的是奸佞迫害，使皇帝蒙枉杀臣子之名。他自己是死而无怨的：“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终不作一怨尤字也。然守吾师致身明训，先哲尽忠典型，自当成败利害不计，乃朝廷不虚养士也。”循此我们可以了解他守师训，效先哲的特点，这也是东林党人的共同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根本局限。他们认为孔子之道是“万世无弊”的真理，儒生只须精研义理，力行其道即可，儒家经典本身不容怀疑，儒学原理不可改变：“述而不作，不是圣人谦词。后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只作聪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章圣贤经传，只好异论以自高，道理安得明！”对儒经无条件的崇拜，使得他们在儒学传承中缺乏创新，行为上循规蹈矩，难以越出传统道德的雷池。冯从吾道：“宋儒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余亦云：人不学仲尼，万古如长夜。”一种思想若长期流传，那可能是思想家的幸运，却是社会的大不幸。它说明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孔子之道于中国社会正可作如是观。东林党人批评东汉党人忠义不足，他们以更正宗的儒学信徒出现，难道不是士大夫的悲哀，中国的悲哀吗？作为知识的传承者与创造者，民族的文化精英，国家政治事务的主要担当者，士大夫的道德追求与精神风貌千年不变，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东汉党人与东林党人坦然而死，凛凛正气光照千古。然而他们为君主尽忠殉节，只代表君子的气节与风范，“并不代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切都要从他们所终生恪守的儒学中得到解释。对儒家道义的坚定追求成其高峻，对儒家学说的崇拜盲从又定其卑微。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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