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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时间:2009-7-24 13:47:44  来源:不详
身所处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开出的“济世良方”。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是各自理想的伟大的实践家,如孔子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4](卷第十三,P.174)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公孙丑章句下,P.109)强调“法、术、势”的韩非子,其思想直接来自对战国前期李悝在魏国、吴起在卫国、商鞅在秦国变法活动的总结,其在政治上的实用性从秦王不惜发动一场战争来获得他这件事上可见一斑。墨家弟子直接参加宋国的反侵略战争,在秦国积极研究守城的军事技术。即使是“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道家,也并非与政治无涉,老子曾为楚国史官,只是在其理想实现无望的情况下才归隐的。先秦诸子这种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无非是要给世人留下一面镜子。宋代“事功派”的陈亮、叶适对于改革现实的实事实功的重视自然更是经世的鲜明例证,就是程朱陆王等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目的也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5](P.320)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更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西方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虽然是前后相继的,但并不完全相同,各有侧重。前者以思辩的哲学和浪漫的文学以及深遂的科学思想而见长,后者则以较为系统和健全的法制思想以及实用主义精神而著名。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的理论虽然也不乏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侧重于自然观方面的研究。希腊哲学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往往带有神学的色彩,如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家当国王、共产共妻思想;亚里斯多德的关于中等阶层治理国家的思想等都是不现实的。古罗马的思想家在“共和”与“帝制”的问题上陷入了泥潭而不能自拔,其政治思想多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翻版。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完全为基督教神学所笼罩,思想家们对天堂的关心远胜于对现实社会的重视,整个欧洲“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所以说,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是贫乏的,大多是不现实的,不能为西方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理论依据。
其次,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儒家文化来说,儒家思想家大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具有积极的进取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儒家思想以其兼容并包的特性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了一条稳定发展中国文化的道路。儒士们一直遵循“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4](卷第八,P.104)的原则,以孔子为榜样,“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5](公孙丑章句上,P.63),“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4](卷第十九,P.259)。身处太平盛世,知识分子们便身体厉行地实践儒家的理想。如逢乱世,他们并不悲观失望,而是积极寻求通向“治”的途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滕文公章句下,P.155),以特有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无论“治”与“乱”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寻找实现的道路。由此使得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相当完备,成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可缺少的得力的统治工具。中国自秦汉以来,虽然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也都曾对中国文化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但对儒家文化而言,它们一直处于依附地位。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是儒、释、道三家并重的,如果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而作为统治者公开地长期提倡的却只有儒家文化。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后,治天下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儒家文化了,赵宋政权在用半部《论语》得天下后,为谋求长治久安也不得不接受赵普的建议再用另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看来,作为统治经验的载体,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须臾而不可离的。这是由儒家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所决定的。
与此相反,欧洲社会历史上,学者们对政治的热情远不及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古希腊的哲学家在世人心目中是倍受青睐,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德谟克利特生前就受到他的家乡阿布德拉人的敬重,并为他立了一尊铜像。他死后,国家又出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苏格拉底曾被选为雅典“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柏拉图曾被西西里的叙拉古王三次邀请前去做实现其理想国的实验。亚里斯多德也曾被聘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但是,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并不集中在政治理论上,一旦远离政治,便转而以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了。这与“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26](让王,P.765)的孔子形成鲜明对照。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垄断了文化教育,学者的研究远离现实政治,对神权体系合理性的论证要多于对王权合理性的论证。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才以“主权在民”的思想彻底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直接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资产阶级理论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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