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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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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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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人之患。
凡做官生意者，官（权）越大利也越大，我们从卖官的标价就可看得出来。如《曲洧旧闻》称，宋代王黼当国时开市卖官，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直通判”之说；清初顺治朝，山西口北道副使王化淳，在更换防守仓官时标价“上缺要银四十两，中下缺要十两”（《明清档案》32册），仅此一项他就获银150余两。又据史载：捐一个县官，乾隆时要银4620两，嘉庆时4000两至5000两，道光时3700两，咸丰时2000至2600两，到光绪时跌至不足千两。官职的买卖已经完全市场化了，人们可以像买卖牲口一样按肥瘦或行情论价。
是否有成本低的官生意运作呢？当然是有的。如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为文帝嗽吮毒疮，而官至上大夫，并许其铸钱, 于是“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汉书·邓通传》），陈万年向儿子传授谄媚术，果然青胜于蓝；陈咸通过谄媚贿赂权臣陈汤，仕途通达，官至少府（《汉书·陈万年传》）。又如明代权珰魏忠贤擅国时，朝中文武官员纷纷投其门下，时有“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这些“狗儿”、“孩儿”们虽然卑鄙下流，然好官我自为之。人格是不可论价的，为苟且于荣华富贵，在他们看来，贱卖人格又何乐不为之呢！
做官确实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原因在于权力可以转化为财富，无怪王亚南先生说：换一视角来看，廿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然而，并不是每个做官的人都愿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财富。如宋太宗时的名臣查道，常“与妻采野蔬杂为薄粥以疗饥”，“道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卖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如陆游任夔州通判期间，“一日禄不至，则无策矣，”届满离任时，“行李萧然，固不能归。”（《渭南文集·上虞丞相书》）又如包拯、海瑞、于成龙、郑板桥等等，这些清介廉洁之士虽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寥若晨星，却给整个官吏阶层抹上了些许亮色，至今令人景仰不已，也令我们翻读那部贪污史时，不致汗颜得无地自容。
灰色文化的困惑：杀者自杀 贪者自贪
要说中国历史上无法制，那是无知；
要说中国历史上有法治，那是无识。
中国是创立和执行官吏惩处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尚书·舜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左传·昭公六年》也载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以现代的眼光看，这些“刑”基本可认定是惩处官员（当然主要是镇压百姓）的条款。这些条款对以后的立法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从秦开始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几乎都想通过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来约束官吏，从而实现廉洁政治，主观上绝不希望腐败到皇冠落地。因此，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无不引前朝之颠覆以为戒鉴；于是，以史为鉴就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如《尚书·召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司马迁作《史记》，往往以暴秦为例儆戒当代统治者，故对秦史记事尤详。唐初君臣，无不以隋亡为训诫，魏征曾说：“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旧唐书·魏征传》）李百药修《北齐书》，李世明指示其编修宗旨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册府元龟·恩奖》）宋神宗认为司马光修撰史鉴书应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因此赐该书名为《资治通鉴》）。尤其是朱元璋，先后敕编《辨奸录》、《永戒录》、《醒贪简要录》等鉴戒书十数种，为反腐倡廉而编书之多，为历代王朝所罕见。他们曾制定了一部又一部法典律例，一条又一条官箴官诫，用心何其良苦。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官箴法典都是摆设，连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微宗也曾标榜过惩治腐败就是证明。据《宋会要》载，他也真格贬黜过一批贪官污吏，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滁州知州唐恪、河北监司贺希仲等。然而，一面是惩治腐败，一面是“六贼”崛起！再如明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制腐，力度不可谓不大，然一桩勾捕逃军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赃22万；一桩盗军粮案，户部侍郎郭桓侵没至千万，株连官吏系狱至数万人。这仅是发生在洪武朝的腐败大要案之一斑。大案连发，朱元璋竟越杀越困惑，何以“杀者自杀，贪者自贪”？重刑治贪毕竟还是有效的，如《明史·循吏传》所纪125人，洪武至正德的153年中有120人，从嘉靖至明亡的123年间只有5人！ 纵观历史，一面是法网恢恢，一面是网漏吞舟之鱼，没有清查惩处的大贪比比皆是。如素有贪名的严嵩，籍没时登记的田地2.7万余亩，而素有廉名的徐阶，田产多达40余万亩，是严家的15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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