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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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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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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甲申传信录》载，李自成进北京时，明朝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刘宗敏追赃时，追出外戚周奎银53万两；大学士陈演，追赃献银4万两，仆人举发，又挖出埋银书玩、黄金360两；户部侍郎吴履中，到任仅17日，抄出赃银400两、黄金80两（高出他的俸薪多少倍？）；锦衣卫大堂骆养性，被追出赃银3万两；司礼监宦官王之心，被追出赃银15万两……。如果不是刘宗敏追赃，谁能知晓崇祯朝有多少贪官！ 一部廿五史所载的贪官污吏，仅仅是沧海之一粟，是被历史曝光的极小一部分，而像徐阶这样享有“廉名”的贪官又何止万千！ 翻开每一部中国通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王朝无不“鉴于往事”，而每一个王朝又蹈前朝覆辙，无不亡于腐败，甚至连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建立的大顺王朝也未能幸免。中国历史形成了一个怪圈，或曰社会腐败的周期律。腐败增加了国家的行政成本，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的腐败甚至能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对腐败的社会危害性，统治者并非没有一定的认识，能想出来的招数也都用尽，最终还是未能解决腐败的问题。原因何在？是法网不密，还是教化不彰？是中国人没有创造廉政的智慧，还是体制上有致命的问题? 面对腐败，一方面是杀者自杀，一方面是贪者自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说不尽的灰色文化， 何时能将你说清白？ 前面谈到如果没有腐败，萧何、赵普辈将难以在汉、宋两朝建功立业，甚至历史将有可能是另一种写法。腐败之恶果真罄竹难书，而无一善可举么？先贤有言：存在就是合理的。基于这一命题的指引，总算找到了例证，此处稍作援引，当令拙文“蓬壁生辉”。 数年前读到社会学家郑也夫的“社会生态学的腐败与社会转轨期的腐败”（载《战略与管理》1994.3.）。这篇文章,着实让人大开眼界。郑先生说：“腐败是低效率的社会机器的润滑剂，腐败能穿透一些僵化刻板的政策。……当年的知青们还会记得办返城手续时如何行贿，又如何在过后大骂受贿官员。如果政策不变，官员都廉洁奉公、毫不通融，恐怕知青们一定会更加失望。因此可以说最坏的不是腐败，最坏的是不得人心、又僵化刻板毫不变通的政策。腐败的积极作用就在于它有时可以腐蚀掉这种政策。”经郑先生一番点拨，我们这些过来人终于明白，我们是用我们自己都羞于言及的“腐败”手段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举一反三，有多少不享有权力资源的人们，如民间企业家、工人、农民、学生等等，竟是以腐蚀那僵化刻板、不得人心的政策而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命运！感谢“腐败”！ 郑先生又说道：“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很多行贿的举动带有消极反抗的意味。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社会冲突会更尖锐，当年知青的情况可算一个例证。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群体可能走向公然背离现行政策、现行体制的道路。……我们可以说，腐败与改良一样，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其手段是，腐败与改良共同成为了革命的替代物。”腐败对维持社会的稳定、祥和与发展功莫大焉，我们不由得在心底喊一声：“腐败万岁！”腐败问题的善善恶恶，不用说是三七开、哪怕是一九开，依古训总不能因善小而不为吧！更何况腐败之善莫大焉。由此我便想到，当前的反腐，我们应该是用缚鸡之力还是用缚牛之力？ 我还想从郑先生的话题说开去。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蹲大狱期间曾说过，他在广西任职期间的腐败，至少有部分是为了广西的发展。我敢断言成克杰以及他的辩护律师没有拜读郑先生的文章，如果对簿公堂时引用郑先生的“（腐败）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腐败是维持社会机器运转的润滑机等等”这类辩辞，说不定会有个“刀下留人”的转机。 由此反推历史，许多不甚了了的事情也会令人豁然开朗。如康熙曾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东华录》康熙34年）按“新思维”解读，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取一分火耗的好官是作小贡献，取十分火耗的贪官则是作了大贡献；因此康熙又说：“今年所拟秋决，贪官甚多，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清圣祖圣训》卷28）这难道不是很合逻辑的吗? 郑也夫先生说，在腐败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社会学家可能与伦理学、法学家不尽相同，他们的否定可能更多，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社会学家我所崇敬也，伦理学家、法学家亦我所崇敬也。他们各说各话，却又句句在理；假若他们意见相左，不知该听谁的？如果兼听，势必尴尬。遥想当年贾政放了江西粮道的外任，一心想做好官，严禁折收粮米、勒索乡民。弄得长随聚齐告假、跟班也不听话；乡民亦不信任，却说道：“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的越厉害，越是想钱的法儿！”（《红楼梦》第99回）这种心理逆反、这种尴尬难堪，当今恐怕也为数不少。 腐败啊腐败，这个说不尽的话题，何时能将你说“清白”？！ 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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