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8世纪上半叶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期，同样是其中国观的分水岭。之前欧洲人在神权思维支配下而进行的描绘中西共通性的努力，逐渐转变为基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对立性的认识。不论是以黑格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还是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取向”，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立场其实从未脱离欧洲本位。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的过程中随时发生着变化，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有着怎样的需求。而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文化间令人满意的交流和汇通，仍然是一个需要人们苦苦思索和努力实践的问题。 
【关键词】 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取向/中西差异/普遍主义

    欧洲与中国处在大陆的两极，在文明形态上也有着极大的反差。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虽然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的很久远的时代[1]，但是真正的接触只是在马可·波罗以后。而文化上的交流则应该是1500年大航海时代的事情。就欧洲对中国的认识而言，18世纪上半叶可视为一个分水岭，也是一个过渡期，在此前后，欧洲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文化阶段，它看待中国的基本着眼点也因此有着显著的区别。回顾一下从那个时代以来欧洲对中国的种种观念，着实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变色龙”的变化①。不过，变化的不仅仅是中国，而且包括欧洲人的视角和立场。
    一
    截止到18世纪初，欧洲仍深受圣经神学观念制约，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异域文化的态度也在此制约之下。16和17世纪，欧洲人虽然认为中国是个异教徒之邦，但又坚持基督教的普适性理想，故而试图在中国与欧洲间寻找相似性，并自认为找到了。这种相似性的基础是宗教的相似性，亦即不同地区的人对于上帝有着类似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它忽略文化的现实差异，其目的是试图将中国已有的宗教纳入基督教范畴。这种基于基督教普遍主义思想而产生的对相似性的认识，在耶稣会士具有特定意图的不断宣传之下更加强化。耶稣会士希望在不撼动中国原有文化的情况下将基督教平稳移植到中国，因此更注意在两者之间寻找可供嫁接的相似之处。他们还要把自己的一整套理念传递给欧洲的宗教赞助者和普通民众，以获取他们对自己做法的支持。结果在相当长时期里，欧洲人完全通过耶稣会士来认识和评价中国，脑子里完全被两种文明的巨大相似性所占据。无论耶稣会士还是欧洲本土的知识分子，一度沉醉于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寻找原始基督教的痕迹，在中国的上古史中寻找《创世记》关于人类起源故事的踪影，在汉字中寻找上帝和初民的声音，这一切都是直接在《圣经》背景下认识中国并彰显中国与欧洲之相似性的努力。流风所及，17世纪末期的普遍语言或哲学语言理想中即使不着眼于神学的相似性，也难免要把汉字作为代表整个人类文字发展过程中初级阶段的符号。但是这种寻找或构筑相似性的努力进入18世纪后就逐渐褪色，到18世纪中叶已经黯然无光，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强烈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和对立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成为19、20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
    18世纪中叶发生这种明显变化的原因有几方面。首先，神权的急剧衰落和对教会的强烈敌对情绪致使人们有意否定与基督教神学有关的种种思想，包括其普遍主义思想。否认中西思想间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其次，原先极力灌输中西宗教相似性的耶稣会士在时代变局中遭受巨大冲击，他们的失势直接导致了欧洲人对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重新估价。最后，中西文化本身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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