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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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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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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被耶稣会士捧为中国最值得赞扬的事物、并被启蒙学者青眼相加的构成中国国家秩序基础的儒家道德，黑格尔说它并非欧洲人所说的道德，因为中国的道德义务本身就表现为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而不是作为一种本质的规定包含在法律制定过程和法律体系中，所以它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情感和主观的自由，同时，中国人也没有欧洲人所谓的法律。中国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约法既是道德，同时又是理智的、没有自由的“理性”和“想象”，所谓法律就是那个“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应该做些什么，个人则只知服从而放弃了他的反省和独立，因此这法律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再看中国的行政，耶稣会士曾盛赞其井井有条、运转有效。但黑格尔说，中国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会令欧洲人满意，因为它没有法律精神。由于没有宪法，在中国实际上人人都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然而这种平等却适足以证明中国人因意志力有限而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结果政府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专制政体是黑格尔认为最初级也最糟糕的政体。[11] (第一卷，P125)；[12] (P106-109，121，124-125，137)
中国的科学也被错误地过高估计，中国人笨拙到不能创造一种历法，好像不能运用概念来思维，虽然保留一些古老的仪器，却不能运用于实际。其实中国的科学知识来源于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希腊国家长期是科学的中心，并影响到亚洲腹地，科学通过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国而逐渐传到中国。但是这点传统却没能在中国繁荣起来，而只带着一个传统的外貌维持下去，这与中国人缺乏真正的主观性相关联，也因为缺乏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的兴趣。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所谓科学，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作为知识的枝节来裨益实际的目的。具体就各门科学而论，历史编纂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理解；法理学也是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伦理学还是只讲到决定的义务，不探索关于它们的一种内在基础；医药研究纯粹是经验，并且在治病用药上非常迷信。中国的语言文字，由于文法结构的抽象和不确定而难于表达对象，对科学的发展构成一个大障碍；反过来，没有真正的科学兴趣也阻止了他们发展出较好的表达和灌输思想的工具。中国人在艺术方面也还无法表现出美之为美，因为他们的图画没有远近光影的分别。[11] (第一卷，P127-128；第二卷，P275)；[12] (P133-136)
由此可见，在黑格尔眼里，中国无一是处。这其中固然有黑格尔对中国所知甚少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黑格尔根本就没有打算深入到中国和其他东方文化中对它们进行同情式的理解。他就是要牢牢站在自己的文化坐标和知识原点上俯瞰众生，凡是不能纳入他的哲学理念的知识，都要被他扫入知识和文化进步的对立面。他总说中国没有真正的这个，没有真正的那个，归结起来“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各方面。它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12] (P137)。这种评价鲜明地反映出他只以欧洲的知识体系和文化模式作为唯一的真实与合理，他也通过把中国与欧洲进行强烈对比而更加突出了欧洲的光彩照人，强化了他对自身所处知识体系的清晰认识和认同感。黑格尔根本不承认中国的知识属于另外一个体系，坚持认为是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本质精神而导致其停留在知识的初级阶段。他以欧洲式的形而上学语言将中国与欧洲的对立性本质化，既是对18世纪后期以来种种以对立眼光审量中国之言论的集成与升华，也因其中蕴涵的本体论性质而深刻影响了19世纪与20世纪初古典哲学思维弥漫的西方知识界看待中国的基本视角。
韦伯写于20世纪初的《儒教与道教》[13] 一书显然也继承了此前欧洲学者关于中国文化本质的一些本体论观点，相信中国与欧洲之间存在根本对立性。但是他的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对中国文化的抽象论证上，而可以说是一项针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实证研究，只是他的实证研究是在一个隐含的预设前提之下展开的，他也不想让最后的结论偏离这个前提。此书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一部分，该论集的整体构想是讨论世界上各主要宗教与其所在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实则是想揭示出它们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在韦伯的所有论述之中，显然以新教加尔文派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为准绳，以此衡量印度教、儒教和道教、犹太教之后，认为只有在西欧出现了促进资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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