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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是用长周期理论来证明世界经济体现出体系性的横向联系,也就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已经表现为一个“A/B”阶段交替的超长周期,每个扩张的“A”阶段或收缩的“B”阶段都持续两到三个世纪。其实七千年前就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网络,从西欧通过地中海盆地、波斯湾和红海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18世纪以前甚至直到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印度和中国因为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优势生产力而成为世界经济最“核心”的两个地区,中国则又是全球多边贸易的中心。欧洲人直到很晚才因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个世界经济中,18世纪晚期发生了亚洲的衰落与欧洲的崛起,它们处于竞争和“分享”政治经济权力的时期,然后欧洲在19世纪建立起新的“霸权”秩序。弗兰克也暗示,由于长周期的作用,亚洲可能会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重新承担起它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经承担的领导角色。
    不难看出,弗兰克所批评的西欧中心论特征正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表现出的特征,而且与韦伯强调“资本主义”不同,弗兰克有意模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地位,而只是说“经济”与“贸易”,这分明就是想要颠覆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之上的整个学术与文化视野。不过弗兰克真的能完成颠覆任务吗?韦伯是通过把中国树为欧洲的对立面来确立并突出欧洲的中心地位,弗兰克虽然试图展示全球视野,但实际上则是主要以中国为例,从他的书中总是能感受到以中国中心论来破解欧洲中心论的笔法。这意味着他没有真正化解“理想类型”和二分法的创立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对立性的社会特征,他只是创建了一种看似站在欧洲中心论对面的中国中心论,这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对立,他没有解释诸如契约社会与传统社会这样的对立为什么不正确,而是希望他所提出的这个对立性一旦成立,就可以取代其他的对立性。他究其实仍无法摆脱将中国作为欧洲之对立面的思维,因为说到底他并没有立足于去理解中国和东方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他的写作仍然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再认识。弗兰克这部著作的标题被中译者翻译成《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其实这种译法并没有表现出原文的题旨所在,那就是“reorient”一词所含的“重新定位”的意思。这个“重新定位”似乎并非编译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单纯面向东方的重新定位,我们认为它更包含了西方学者对近200年来以西欧为基准的学术思维和文化思维的反思意识,但究竟作者有没有想把新的定位点置于东方,恐怕作者本人也不能明确,他只是举出东亚曾经在很长时期里是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与欧洲后起的中心地位相对峙,以此打击西欧中心论那种自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对权威意识。
    说到这里,需要提及美国加州学派经济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关于工业化前夕欧洲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述。西方经济史学界长期流行一个观点,认为中西的差异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工业革命是欧洲社会的一场质变。但近三十年学者们越来越重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倾向于认为工业化只是欧洲长期缓慢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彭慕兰则对“渐进学派”的结论持有异议,他还是想强调西欧、尤其是英国由于历史偶然性所创造的“欧洲奇迹”。但他不同于早年学者们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认为欧洲从近代早期就表现出与东方的各种实质差异,而是努力论证中国与欧洲大陆在19世纪之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各项经济要素上都还很相似,近代早期欧洲的成长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处在共同的历史过程中。东西方的差异在19世纪产生,要理解产生差异的原因,就要观察双方原本共同具有的生态、劳动力、资金的限制在欧洲如何被突破。彭慕兰认为根源在英国,英国的第一个天赐优势是有丰富又易于开采的煤,进而发展蒸汽动力,从而解决了土地利用的限制;其次则是新大陆的资源和奴隶劳动大大缓解了西北欧的土地利用限制。结果,英国不仅使自身、也带动整个欧洲摆脱了长江三角洲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就对中国的论述而言,彭慕兰与弗兰克有神似之处,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分野到19世纪才表现出来,中国的落后并非早年韦伯式的分析所显示的为文化与制度性痼疾所致。他们反驳了韦伯式的西欧中心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立场偏离了欧洲。彭慕兰尤其强调西欧特殊性,他暗示欧洲突破资源限制靠的是技术创新,虽然不能把欧洲的技术创新视为理所当然,却也认为中国若有类似欧洲的资源就会自行产生工业革命。那么彭慕兰所没有指出的促成工业革命的非自然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又要回到韦伯所说的制度与文化原因呢?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都不能甩脱我们前面分析过的,西方人自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看待中国的基本特点——将中国作为欧洲的对立面以便更好地观察自己。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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