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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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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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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差异性，18世纪时两者的社会发展趋势又截然不同，当极力寻找两者相似性的动机解除之后，它们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愈发明显，直至建立起“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这样一种认识。
“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的认识一经形成，便一直延续至今。如果说在中国与欧洲寻找相似性是神权统治下的那个欧洲的产物，那么对中国与欧洲对立性的深切体认则可说是处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下的这个欧洲的产物，对中国不同的基本认识体现了处于不同文化时代的欧洲的特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其实只是产生于西欧的一个特例，但欧洲人自身对这种特殊性的感受会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旅程不断展开而日益强烈，将中国定位为欧洲对立面的观念也正是欧洲人对自身特殊性深刻领会后的一个投影。
将中国当作世界的另一极来谈论，这在18世纪的启蒙作品中已不鲜见。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种认识的强度更是有增无减。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种“对立性”的评价不仅因人而异，更是因时而异。中国从18世纪就开始成为欧洲人认识和反思自己的鉴照，同时欧洲总是基于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对中国(以及其他异邦)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因此，在讨论18世纪以来欧洲人的中国观时，要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一些基本特质的总结和认识，比如中国和中国人的特性、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中国制度结构的特征等等，这些知识比较具有恒定性，基调在18世纪时差不多都已定型，此后也没有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则是欧洲人对这些基本恒定的内容的评价，或正或反，总不相同。
比如，伏尔泰就已经非常鲜明地把中国树为欧洲的对立面，认为中国自遥远的古代便不间断地探索各种技艺和科学并达到很先进的水平，但后来的进步却微乎其微；相反，欧洲人获得知识很晚，但却迅速使一切臻于完善。伏尔泰由此确认，中国是早慧而停滞的，欧洲则是后学而富于创造性的。导致中国如此状况的原因有两点，其中一点就是中国人对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怀有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而无需改进。中国人崇古且固步自封，在孤立主义中陷于静止[2] (P215)。这些即是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基本看法，而它们也成为后来欧洲人对中国人的重要印象。事实上，维柯早于伏尔泰就已提到中国人直到几百年前都一直与世隔绝独自发展，因此文明的成就微乎其微[3] (P84-85)。孟德斯鸠也认为，中国文明的古老和悠久源自由地理原因所造成的对外隔绝和国内的贫穷，中国历史实际上是没有进步的治乱循环[4] (P103)；[5] (P71-72)。在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中国文明兴起于游牧时代之后，并且始终没有脱离这个相当低级的阶段[6]。
18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作家也不断谈论中国的制度，并且将中国作为专制主义的典型，与欧洲所追求或应该追求的政治精神相对立。孟德斯鸠谈论政体和制度时，指出欧洲历史上分别有共和、君主、专制的政体，但他最赞赏和提倡的是英国当时所实行的君主立宪，认为这是由法律维护的、以理性为原则的政体形式；与这一欧洲的希望之光相反，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国家，而专制主义是一种令法律失效的制度，它的专制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愈演愈烈。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也都认为专制主义是中国和东方政治的典型特征，不足以成为欧洲的范本，而欧洲即使是实行专制主义，也比东方的专制要谨慎、节制和有分寸一些[4] (P129)。
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孟德斯鸠曾将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性格作为两个对立面：西班牙人永远以信实著称，但不幸又懒惰，这对西班牙人造成的恶果是，别的欧洲国家抢夺了他们的贸易活动；中国人则恰恰相反，由于土壤和气候性质的关系造成了他们生活的不稳定，这使他们有难以想象的活动力(勤劳)，但同时又有异乎寻常的贪得欲，结果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4] (P308)。中国人勤劳却生活贫穷，聪明却失于狡诈贪婪，这是一些启蒙作家对中国人的共识，也是借助以英国海军军官安森的游记为主的欧洲商人、水手、士兵们的见闻得出的认识。
以上这些关于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基本特征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欧洲人，不管是不谙中文的欧洲学者，还是亲历中国的各类游客，不管他们以怎样的方法和立场来发挥引申，其基本模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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