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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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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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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产生的文化精神，而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所需的诸个条件中，这是惟有西欧才具有的重要一点，世界上其他宗教则站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对立面上，比如在中国，正是儒教大大妨碍她走向资本主义。韦伯另一个默认的前提是，诞生于西欧的这种工业资本主义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准模式，达不到这种模式难免就落后，一种文明缺乏进入这种发展模式所需的因素，则它就是不健全的。他分析了儒学对于发展西欧式资本主义所起的种种负面影响，进而引申出儒学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最本质的文化原因，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仪式主义、家产制法律结构、导致转向传统主义的和平主义都是儒教精神的基本内容。其实《儒教与道教》全书更多的篇幅是在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其运行法则，多有透辟警醒之处，尤能给中国人以启发，也可见韦伯对中国的了解远比黑格尔要全面和深入。但是韦伯受制于自己的前提，而一定要把思路和笔调收回到儒学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命题上，这就常常显得相当勉强，因为今天看来，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
韦伯对新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的论述反映出他对西欧资本主义的信心和对其普适价值的肯定，他一方面很清楚这种制度产生的强烈特殊性——非有加尔文派的背景和新大陆的发现不可，一方面又相信这种特殊的制度应具有普遍性，适足被中国这样的传统主义的国家用来作为反思和改造自己的模型。他把启蒙时代产生的欧洲的乐观自信态度，用看起来缜密精致的学术体系包装，而推向一个更让人难以抗拒其说服力的层次。以西方近代化的思维与眼光来分析和评价满身传统性的中国社会的运行，这是韦伯时代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的共同做法，而这从韦伯作品的资料来源中可见一斑。韦伯写作《儒教与道教》，除了参考已经译为西文的儒学和道教典籍之外，更大量借助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其中讨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至少有19位作者的20篇(部)作品，涉及中国的城市、行会、货币、通货、财政制度、工商业形式、价格与金融等问题。用这样的视角与概念来剖析中国社会完全是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下的产物，针对中国提出的“理论-假设”实则都是比照西欧社会的发展特点而设定，论证结果也经常要纳入到符合西方经验认识的圈子里。这种认识特点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将要造成的障碍不言而喻，但更关键的是，无论是韦伯讨论儒教和道教，还是其他学者讨论中国的其他问题，他们明示于人的或潜意识中的意图首先不是认识中国，而总是用中国来比对西方，进而加强西方的自我认同。他们通过论证中国不具备欧洲的某种特点来突出欧洲的这种特点，通过制造中国与欧洲的强烈对比来提醒世人注意欧洲的特出性。正因如此，一方面欧洲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长期停留在启蒙时代的水平而不思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的评价又随着欧洲社会的动荡起伏而变动不居，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正如雷蒙·道森恰如其分地命名的，是一只“变色龙”。
三
随着时光推移，果然又有学者出面质疑以韦伯为代表之一的欧洲中心论视野，并试图重新评价中国在历史上的经济活力。德国经济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98年出版了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4] 一书，作者的写作意图之一是驳斥欧洲中心论，之二是提倡并试建全球化视野。弗兰克说，欧洲中心论的本质特征是围绕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形成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以马克思和韦伯为首的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是制造欧洲中心神话的罪魁祸首，确立了以欧洲模式为标准的“理想类型”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预设前提。接着，现代社会学和现代法学的一些奠基人和代表人物在“理想类型”的基础上发展了二分法，提出种种对立区分与进步性转变，如基于“科学”思维和“契约”基础的新社会组织与“传统”方式，“有机的”社会组织与“机械的”社会组织，“特殊主义”社会形式与“普遍主义”社会形式，传统“民间”社会与现代“城市”社会，“低级文明”与“高级文明”。弗兰克分析说，基于二分法提出的基本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差异是想象多于现实的划分，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并且把某种原初的自我发展归诸某些民族，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强调欧洲的特出性与优越性。
弗兰克想要用这样一个全球视野来取代欧洲中心视野：证明存在一个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世界经济/体系，即“世界”早在19世纪以前就存在了，反过来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解释19世纪以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国家关系以及19世纪以来的种种变局。弗兰克归根结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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