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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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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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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和彭慕兰都是研究西方经济问题的专家，而不是懂得中文的汉学家，以他们这样的身份来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彭慕兰对自己涉及中国的意图说得很清楚，也很有代表性，“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②。经过19世纪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将各种知识经过分类与包装之后，18世纪所形成的东西对立的视角就不仅仅表现在列举东西方的具体现象来说明双方的优劣，还表现在西方学者在纯粹西方语境的理论争鸣过程中，将中国与欧洲分别作为两种对立理论的论据，或者通过对中国加以不同解释而同时支持两种对立理论。后两者是中西对立思维更隐蔽更精致的体现，也更容易让中国人误解中国在西方文化体系和学术体系中的价值。
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15] 是另外一部表面看来想要打破中西对立思维的作品，不过谈论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有关清朝与英国的外交礼仪问题。此书所叙事件是1792-1794年，马嘎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所率英国使团出使乾隆朝廷的经过始末，重心在于双方不断发生的礼仪争执。中国方面将英国视同所有其他朝贡国，要求来使无论面对皇帝本人还是皇帝画像、或者其他御用物品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礼，结果遭英使拒绝，由此龙心不悦，英使所预期的贸易谈判使命也未能达成。一向以来，西方人所提出并为中国学者接受的对该事件的一般观点是，它生动表现了中国保守的文化主义与孤立主义，这次会见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的一次“传统”与“现代”的遭遇。极富活力的英国急于寻求海外的原料与市场，觊觎远东的沃土，酝酿对中国先礼后兵的行动。中国则奉行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的进步与西方的科学文明一概不知，并且自以为仍是“天朝盛世”、“中央帝国”，竟把英国遣使举动当作是仰慕中华文明而求为藩属。因此，马嘎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以费正清为首的一大批西方学者更是从“叩头”出发确认中国文化是一种“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模式，而朝贡体系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它是朝贡与贸易，礼仪与外交，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文化与实践理性等矛盾事物的对立体，这种二元性导致中国官员虽然能在一定限度内对外部环境做出灵活反应，但在根本上受消极防御性思维的制约，不能应对挑战，这被费正清总结为“冲击-反应模式”。以“冲击-反应模式”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国观充满了立足于西欧模式下的中西间的对立与差异，是韦伯时代观点的延续与深入，这一目了然。而何伟亚撰写《怀柔远人》就是想要扭转“冲击-反应模式”长期主导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局面，想要打破以往学者为此事件提炼出的表现文明对立与差异的种种性质。他提倡混合性思维，主张无论学科之间，还是文化之间，都有相当宽阔的混合地带，但人们却总是忽略这一点而只注意区别与界限，只注意因果关系。何伟亚的出发点与理想无疑是非常好的，但我们更关心他的研究实际上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图景。
何伟亚通过分析清朝与周边藩属国的关系和清代“宾礼”的含义(包括思想含义和在对外关系中的含义)而得出关于清朝对外关系的主要认识：清朝实行多主制而非“朝贡体制”，它并没有僵硬不化地坚持天朝心态，而是接受并承认多元的领导，但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清朝也并非将所有外交关系均纳入朝贡制度中，而另有一套相当灵活的待客“宾礼”，清朝一直努力在对外关系中维持一种平衡。就马嘎尔尼事件而言，乾隆表现得很有弹性，并非一般所认为的对英使傲慢自大，清廷则能以相当包容的态度对待他国，反而是英国有高高在上的霸权心态。因此，中英冲突的根源不在于文化的冲突，而是由于双方坚守自己的政治利益和主权意识，各自恪守一套“国际法”准则而缺乏沟通与妥协所致。中英这次遭遇不是聋子对话式的异质文化交谈，而是一次本可以避免失败的外交活动，是一场具有共性的主权之争与权力话语的冲撞。
何伟亚对学界旧识的颠覆有目共睹，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为了颠覆而处处反其道行之的意识。与彭慕兰相似，何伟亚为了驳斥差异论而刻意强调相似性，不惜去模糊甚至歪曲实际存在的差异，因此论述中总有一些牵强之处。比如何伟亚想强调清政府是通过各种复杂对话而非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象征行为来维持其“王中王”地位，故而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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