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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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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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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关系不是一个既定的结构。但他实际上夸大了清朝的主动程度，也高估了清朝官员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认真程度，忽视了他们只是为了要对皇上复命才对礼仪一丝不苟。何伟亚想指出宾礼是清朝与其他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体现，是实现“多主制”的重要手段，他其实是想说明宾礼与“多主制”间的关联就类似西欧国际法与民族国家格局间的关联，但是在清朝，二者间真有这样清楚的关联性吗？
何伟亚一心想否定费正清对朝贡体制性质的规定，但他们的思维并没有多大本质差异。费正清是通过“贡物”这个要素断定朝贡体制是一种文化象征行为，中国以还贡方式赢得象征性的声望，朝贡国则将朝贡视为贸易的载体，正因贡物具有这种能满足双方需求的功能，才能维持朝贡体系的结构，这是功能-结构理论的一个应用。何伟亚对费正清的反驳并没有针对贡物，而是避开它，只谈礼仪行为，指出礼仪中的策略性行为以及安排礼仪时的种种技巧是清朝统治者推行其“天下观”统治的重要手段，同时还要以怀柔或征伐来确保礼仪的实际效用。何伟亚以此说明清朝统治有很强的主动性，清朝的对外体制含有现实政治性，而非僵硬的文化象征体系。显然，费正清与何伟亚都只是从中国对外体制中取了一个要素作为立论基础，既然都是偏倚一方，那么谁也没有能力完全驳倒对方。何伟亚与费正清的论述谁更合理，不是我们这里要做的判断，但想提请注意的是，他们关于中国建立朝觐制度之根本目的的描述并无出入，都认为中国统治者要藉此扬威宇内，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扩充其统治范围，只是费正清强调中国的手段是以文化之，何伟亚则更强调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手段。何伟亚与费正清正好表现出上文所说的，西方学者在自己的学术语境下，以同一个中国的不同面相来支持自己相互对立的观点，何伟亚对多主制的论述也是这样的意图。
“中国中心取向”是西方汉学界针对以往“欧洲中心论”下的各理论而行的逆反之举，寻找某个时代中国与欧洲的相似性也是针对以往过于强调差异性的补偿行为，其目的都不是要为中国平反，而是拓展西方学术的研究思路，是否定别人的理论而确立自己的理论，作为背后支持的仍然是西方式思维。中国既然不处于其认识体系的中心地位，就不能说真是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真正的位置，仍然是站在西方对面。
通常人们总认为，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前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是一个从曼妙少女转变为灶头老妪的时期。其实，西方人(主要是欧洲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首先不可简单以好和坏、美和丑这样的对立概念表达。无论在哪个时期，西方人评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怎样的需求。17世纪的欧洲希望用中国文明来增添上帝的荣耀，因此以最大的宽容心来挖掘中国文明中符合基督教教义中善与美之要求的内容。18世纪，中国在护教者们眼里早无可取之处，但在启蒙学者们眼里则有各式各样的可爱面目，用来攻击教会，用来巩固自己的观点理论，用来证明自己社会改革理想的合理性等等。但这个“可爱”不等于“好看”，而应意味着“有用”，当时以中国作正面例子和反面例子的都不乏其人，如果着眼于对中国的好坏评价，就无法归结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时代是欧洲在借助中国来确定自己发生历史转型的合理性的时代，有人通过把中国看作同盟来进行，有人则认为把中国树为对立面更可行，可以说仅是具体手法的差异。但是19世纪之后，将中国作为对立面无疑成为一呼百应的意见，因为此时的欧洲不必再向什么权威去证明自己发生转变的正当性，而是志得意满地向全世界展示自己脱胎换骨后的强健与美丽，她需要的是能够反衬自己绝代风华的庸常之辈，中国便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因此，西方的中国观不能说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的屡次战争失败而发生重大转折，也不是马嘎尔尼访华才形成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新起点。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启蒙时代就是近代以来西方认识中国的起点，不仅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从那时获得并巩固，从那时起，中国就被欧洲塑造为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而且随着欧洲人自我评价的变化，这个对立文化实体的价值也在摇摆。说到此，我们也已经很无奈地意识到，直到今天，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西初识的时期，欧洲仍相当顽固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中国。中国文化曾经在启蒙时代这个历史时期里为欧洲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做出贡献，而欧洲还远远没有认识中国。
其实，通过比较而认识自己，这恐怕是人类思维中的固有习性，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种种从自身需求出发的文化误读也因而成为文化发展过程中很难消除的现象，当然误读的好坏结果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追溯欧洲认识中国的起点，和在这个起点上认识中国时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后来的影响；我们分析欧洲人的中国观，指明多少带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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