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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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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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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聘请的顾问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4页。）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汪精卫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幸好冯玉祥没理会汪精卫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联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是孙中山重整旗鼓的良方，陈友仁则是这个决策的积极拥护者。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陈友仁却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联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陈友仁在汪精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和宋庆龄都反对“分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后来，陈公博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第二个是陈友仁，第三个是廖夫人……”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96～97页。）但是，当时右派的势力占了上风，陈友仁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孙中山亲自建立的国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陈友仁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大儿子丕士回国拜见国民党重要人物，恳请他们说服蒋介石，尽快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多年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础，也是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成果。陈友仁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很明智，即“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结构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处于中世纪。但这古老的结构已不稳固了，它行将崩溃。问题是要找新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使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些社会力量首先应是农民和工人。满足了这两个阶级的需要，社会基础才稳固。因为农民提供即使是原始社会也需要的粮食，而工人支撑一切有组织的生活，即所谓文明。因此，必须满足这两个阶级的基本需要。”（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42页。）陈友仁认为工农群众不仅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对外交涉的强大后盾。他在担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提出了“革命外交”（注：高承元：《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44页。）的口号，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与既成的事实，而应采取强硬的举措，借助民众运动的力量，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陈友仁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三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的时间并不长，但彼此之间却如此亲密和默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陈友仁依然执着地高举着他的旗帜，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原因何在？1944年5月22日，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所致的悼词，比较客观地点出了个中的原委：“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总理有极相似之处”（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这无疑是从本质上为他们的关系作了注解。因此，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视角，对他俩的密切关系作一下剖析。
第一，他们的政治抱负相同。孙中山曾是医生，陈友仁曾是律师，在事业和经济上都是成功者。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个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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