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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

时间:2009-7-24 13:47:53  来源:不详
这种敌视心态,我们还可以看一段对陕甘宁边区政府活动认识和评价的材料。国民党认为中共“阳用边区政府之名,阴行苏维埃红军之实,并煽惑收容大批青年”,自行扩张;搞独立:“擅组机关,自委官吏,紊乱行政系统,破坏国家统一”;实行假民主:“伪造民意,召集所谓边区议会,假借倡行民主美名,巩固割据局面”。并认为“长此姑息养奸,凯唯贻误抗战前途至切,必为将来建国之忧”,“病在切肤,惟有奋起自决,誓死取消伪边区组织,非达目的不止”(注:《陕西省第二行政区各法团及全体民众呈国民政府等机关电》(1939年1月16日)。)。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是国民党对共敌视的根源,它象旗帜一样标明两党的不同,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从合作一开始,国民党就认为中共应该在一个政府与命令原则下行动,服从三民主义。特别是对三民主义的服从国民党非常强调,因为它意味着在法统上的统一。蒋介石在1937年9月23日为中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时强调:“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注:《蒋委员长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1937年9月23日)。)。中共认为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目标相一致,故现阶段原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并不能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追求,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国民党人甚至认为中共在所编小学课本中将列宁像及总理像并列即是“谬误”,理所当然认为“当此抗战建国时期,在教育上惟有三民主义深入人心,乃能增加抗战力量,以图生存”,而不容许马克思主义“搀杂其间,致滋流弊”(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呈蒋委员长电》(1938年10月2日)。)。
  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共军队的严格控制。蒋介石力图控制中共军队的数量,“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注:《蒋委员长致顾祝同主任补充指示改编共军方针电》(1937年2月16日)。),其后,虽然中共军队人数有所增加,八路军辖3个师约2万余人,新四军编成乙种师两师(两旅四团制)计在17000多人,“但总数不得超过四万五千人”。在中共军队领导权的问题,蒋要求“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注:《周恩来上书蒋委员长请示红军改编事宜》(1937年7月16日)。)。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注:《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重庆签报蒋委员长》(1938年12月29日)。),这种使中共势力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注:《军令部长徐永昌签报蒋委员长关于彭德怀意见研究情形》(1939年1月9日)。),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共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注:《军令部长徐永昌签报蒋委员长关于彭德怀意见研究情形》(1939年1月9日)。)。
  国民党对中共机构的设立防范甚严。中共拟在汉口、西安、上海、兰州、广州等处设立办事处,康泽认为:“查八路军除已在南京及太原各设有办事处外,均无设立办事处之必要”,对此,蒋介石亦批示:“如无中央许可,即令不准设立办事处可也。”(注:《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康泽签呈蒋委员长》(1937年11月3日)。)在中共拟成立冀察热边区政府一事上,态度更为明显。国民党认为:“实无再有边区政府出现之必要”,“如此措施,像有割裂河北政权企图”(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呈报中共酝酿成立冀察热边区政府电》(1938年10月2日)。),国民党认为八路军除军事行动依据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仍应绝对拥护团结行政系统,不宜另有组织干涉。“沦陷区域如均可自由组织,行政另成系统,殊非一致对外之旨,且恐日久必成严重问题”(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呈报处理中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原则电》(1938年10月5日)。)。恐日久将生成威胁,是国民党在处理这等事件时的忧虑,所以将八路军限制在军事领域,严防与地方发生联系。
  蒋介石为将中共纳入国民党体系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来,正式提出把中国共产党吸收到中国国民党内的主张,认为即使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也可以。周恩来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注:《周与蒋谈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1938年12月6日)。)。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参加参政会的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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