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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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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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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五中全会是一次蒋介石开始进行统一和建设全国的会议，这在五中全会的提案和决议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五中全会收到提案35件，通过决议案16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经济、交通、教育等多项内容，并且这些都不仅是全国的而且是长期的规划。蒋介石在五中全会的宣言里将五中全会的意义表述得很明显，他认为抗战局势已由前期而转入后期，“前期抗战之主旨，在于消耗敌人力量”，“而后期抗战之任务，则在承接前期奋斗之成绩，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地区一切抗战力量，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在高举抗战大旗下，蒋介石要“使全体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20日）。）换句话说，在“适举行于抗战后期之今日”的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所要进行的是统一的努力。
很明显的一点是，解决中共问题被融入五中全会之中了，对全国力量的统一自然包括对中共的控制，但显然出于前述对中共的忧虑，国民党对中共问题非常重视。
会议期间，李宗黄等13委员提案中认为，中共“造成党国莫大隐忧”，要“作一次大清扫”，可谓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题。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进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没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统一的思想意志、强大的凝聚力，背后还有苏联的支持。并且，中共坚持独立，不如其他军阀易于收服和控制。如果说，蒋介石集团要借机号令全国，其最大的忧虑还是中共。如何对付中共单独成为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五中全会上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其重点就是针对中共而来，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溶共”的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仅在1939年内，蒋介石集团就制定了十余项防共的方法和草案。
如果说在五中全会后，国共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除了五中全会后国民党进行全面、系统的防共限共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国共间的军事磨擦上。如前所述，五中全会前两党间并没有大的军事上的磨擦，而在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已不惜运用武力，军事上的摩擦日益严重。五中全会后，国共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事件。1939年4月，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400余人；在河北，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400多人；6月12日，国民党要取消中共西安重庆办事处以外的各地办事处而制造了平江惨案；9月，程汝怀部围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十队后方机关杀500余人；企图取消中共在河南确山的办事机构，制造了确山惨案等。从1939年5月起，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以约30万人的兵力，绵延千里，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12月在空军的配合下，袭占了边区5座县城。
在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五中全会的部分防共反共内容在此之前就已形成。1938年11月29日国民党军委会开谈话会讨论的4个问题中有两个就与中共有关，其一为冀察战区苏鲁战区等人选，一为八路军游击区域问题（注：《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430页。）。1939年1月8日召开的行营防空会议，内容为“取消晋冀察边区行政组织”，当时已有“今察冀已有主席应即取消”的决议（注：《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2页。）。实际上，自1938年冬起，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活动就不断加剧，在国统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国民党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虽名为牵制日军，实际上主要是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
总之，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来后，很快凸显，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磨擦和三次反共高潮的症结之所在。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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