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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一定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着对封建统治的依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理论上落后和复古主义”倾向等局限性。王永康的文章认为，郑观应是一个商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以他在经济上特别提出“商务”、“护商”和“商战”的主张，在政治上也强调议院政治的重要性，他所反映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较同时代的人更为迫切的。郑观应从中国儒家唯心思想体系出发，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实际上，就是要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传统，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本依据。郑观应在经济上，从振兴商务的角度出发，要求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金融业，不但强调商品流通，而且注意商品生产；在政治上，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在外交上，主张依照国际公法，修改或废除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文化教育上，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行实用教育与普及教育。作者还分析了郑观应与顽固守旧派在经济上、政治上、体用关系上的矛盾与斗争，强调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1964年，邵循正发表《论郑观应》[8]一文，对郑观应的生平活动和思想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郑观应与买办的关系上，通过比较郑观应与买办唐廷枢、徐润经历、思想的异同，指出郑观应首先是一个爱国忧时，不满社会现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虽然寄身买办阶层，但和一般买办并不气味相投。在郑观应和洋务派关系上，指出他们既存在合作共事，也存在观点上鲜明的冲突。关于郑观应向西方学习及其失败的问题，作者是认为《易言》和《盛世危言》分别代表郑观应19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向西方学习的见解。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主张更广泛地学习西方的“天学、地学、人学”，主张设立议院。但甲午战争以后，其思想日趋保守。他以中国民智未开，力主不可亟开议院，反映了改良主义者向外国资产阶级学习的愈来愈没有出路。作者还分析郑观应和盛宣怀集团分歧和合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郑观应政治思想的迅速退化以至反动的影响。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关郑观应思想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夏东元连续发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9]《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10]《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11]等文章，对郑观应的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中，作者指出，郑观应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他的变法救国和重点防俄；其次是注重兵战，更注重商战。作者还通过郑观应兴办企业所采取的形式，反映郑观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抵制的一面，也有依靠的一面。关于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两者在经济利益上密切联系，因而在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上，观点一致。但由于郑观应毕竟是一个要反对侵略以救世为志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故在实行立宪、设立议院等问题上，与盛宣怀又有分岐。对于郑观应不同时期的设议院行立宪主张的评价问题，作者指出甲午以后，郑观应主张缓行立宪，这与康梁等人为了避免维新运动的阻力把设议院暂不提到日程的思潮以及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有关。而1900年郑观应又力主速行立宪，这固然与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有关。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通过对郑观应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等四种交叉身份的剖析，指出买办可以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而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郑观应能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主要是由于他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郑观应参与洋务运动，则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其富强救国的主张的。作为主导面，郑观应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则通过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求的勾勒，以及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指出郑观应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的胚胎。
吕杰的《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12]认为，郑观应的思想包含：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政治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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