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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19]李德超的《郑观应与王韬》、[20]李志刚的《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流及对传教的主张》[21]等，在题材的拓宽和分析的深入方面，也颇见新意。
三、郑观应与戊戌维新运动
夏东元的《略论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矛盾表现》[22]指出，郑观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的态度，同一贯主张相左，表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其一，政治改革方面言论本身的矛盾。他行立宪的意志是坚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时说马上设立，有时说等到开民智之后。其二，言与行的矛盾。郑观应把行议院制度作为救国关键，却在行议院制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退缩不前。其三，发展经济的进取性与内政改革的消极性的矛盾。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经济活动特别积极，是一个爱国者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挽回利权的强烈反映。他与康梁变法所要达到的这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郑观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上却是消极的，同康有为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其原因是郑观应是企业经营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实践家；在经济活动中与洋务运动骨干盛宣怀利害与共；政治思想理论与康有为相同，而在行动上跟着盛宣怀转。作者还对郑观应向盛宣怀报告梁启超行踪的问题加以说明，认为称郑观应陷害维新人士梁启超仍然论据不足。因为盛宣怀接到郑观应密告时并无协捉康梁的任务；英日等国对康梁维新派采取庇护态度；郑与康梁政治观点相同，不致于“落井下石”；盛宣怀本人对梁启超也颇为欣赏。武曦的《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23]则通过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只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并非改良主义实践活动家。他诬蔑康有为为“叛逆”，向盛宣怀密告正在追捕中的“奉旨要犯”梁启超、经元善。其作为与写《盛世危言》时如出两辙，被人齿冷。作者认为郑观应要置梁启超于绝境，内因表现在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外因反映在他与盛宣怀的关系，而归根结蒂是不赞同康梁的变法。对于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倒退表现，作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郑观应名曰改良主义，但他毕竟是从买办、洋务派中过来的，除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还夹杂着买办、洋务派的劣根性。两者驱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多年的宦海生涯，也使他成为一个于封建不舍汲汲的功名迷。李向东的《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24]也认为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是他人生的两个污点。吴雁南的《郑观应的变法观与心学》，[25]则着重探讨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其变法维新思想与心学的关系。作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郑观应借用心学把变法维新说成是“天心”，圣人之心，强调“天之心在民”的思想主张，以“天心仁爱”，指斥时弊，要求改革，呼吁揣摸仁爱之天心，实现世界大同。传统心学的影响，对于他陶铸变法维新思想理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作者指出，在郑观应的变法维新主张中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郑观应取兼容并蓄，吸其精华的方针；其二，爱心学的影响，郑观应把便民得民心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郑观应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钟卓安的《郑观应与孙中山》[26]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系统完整性方面，都为孙中山所不及，不愧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随着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接二连三的惊世骇俗的表演，郑观应的历史地位便相形见绌。辛亥——壬子年间，孙中山终于以革命家和胜利者的形象矗立于世，这更是郑观应所不能比拟的。但郑观应始终不改爱国初衷，一生致力实业救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还在为教育救国而努力的品德，仍然十分值得后人肯定和纪念。黄明同、张冰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27]则从商务与商战、税制改革、农业与垦荒、货币与银行和交通建设5个方面，探讨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关系。
夏东元的《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28]深入剖析郑观应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的矛盾发展。作者指出，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郑观应的思想核心虽然是富强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在政治上的君主立宪主张，则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镇压会党起义；积极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极力反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沦为政治上的落伍者。但是，作者又认为，由于郑观应一生是坚定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政治上落伍的同时，经济主张上仍有积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赎回粤汉路权和商办集股中发挥积极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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