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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议》，[48]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指出郑观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器可变”的传统观点，写了区区一篇《道器》，不过重复前人学说，并无创造发明，实为表达之作而已，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
七、郑观应的文学思想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思彬就已发表《郑观应的反美诗歌》，[49]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初步的介绍，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诸方面。80年代之后，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对郑观应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曹思彬的《爱国诗人——郑观应》，[50]也较早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
90年代以后，邓景滨先后发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51]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52]作者先全面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指出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其次，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类，指出其中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最后，论述郑观应诗歌的特色和价值，指出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认为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此外，《郑观应诗选》精选了郑观应各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助于了解郑观应诗歌的概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分“图像篇”、“研究篇”、“评议篇”和“资料篇”四部分。其中以“研究篇”和“评议篇”为全书重点，最富学术价值。“研究篇”以《郑观应的文学地位》为开卷，提纲挈领地点出郑观应在散文、诗歌和小说三类文体上的成就，确立其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接着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特色和价值，并且还对郑观应关于澳门和邓世昌的诗作进行论述。“评议篇”则收录10多位学者对《实业诗人第一家》及《郑观应诗选》的评论文章。
郑红群的《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试论郑观应的诗作》，[53]也对郑观应诗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指出其诗歌具有革弊自强与忧民自怜的文学精神，慷慨激昂与恬淡清和的文学风格、不事雕琢、质朴无华的语言特色。李文初的《关于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54]则在肯定郑观应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业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分析了其诗歌在艺术上的缺陷及其原因。
此外，还有学者对郑观应的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化、新闻、人才、养生、医学思想等进行专门的探讨，发表了一批有关的论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50多年来，有关郑观应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50余年间共发表专著、文集、论文、资料达249篇，可谓硕果累累；就成果的时间分布而言，其中50-60年代为13篇，70-80年代为43篇，90年代以后为193篇，呈不断推进的势头；就涉及的领域而言，包括郑观应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学、人才、新闻等诸多方面，可称题材广泛。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资料的搜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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