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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可取之处，表现在民国初年对共和制的赞同和对北洋军阀专制独裁极端仇恨的态度。
五、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
作为近代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实业、经济密切相关，其理论中涉及经济的成份最多。特别是他提出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更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郑观应研究中，有关其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郑观应综合研究的文章里，已有专节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而对郑观应经济思想为题的专文，较早的则是1980年史全生发表的《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29]作者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及时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以资本主义挽救国家的危亡，初步提出救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任务，切中时弊，适应当时中国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比他的先驱者们更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的“商战”口号喊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声。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郑观应提出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促进生产，充分发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作用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基本上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1981年，汤照连发表《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30]指出，郑观应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进步思想家。他相当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抨击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行官督商办，压制和排挤民族工商业的行径，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并对商、工、农等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初步论证。其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所作的全面总结，并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基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郑观应“商战论”的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1984年，常汝琪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1]指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其“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抵制外国侵略；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倡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过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同年，郑学益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2]也认为，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郑观应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主张，而且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加“商战”能力，有效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扫除“商战”的障碍，郑观应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1992年，王相钦发表《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杰出代表——郑观应》，[33]在分析、介绍郑观应重商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内容的基础上指出，郑观应的重商思想，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对中国近代商业思想政策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分解，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最先明确提出了商战思想，以辨证的关系论述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这种抑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适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步潮流，不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也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4年，程连升的《郑观应“商战”思想新论》[34]则强调，郑观应“商战”思想是一个旨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纲领，其中心含意是通过增强中国近代实业及其市场竞争力来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用富强救国代替单纯的兵船救国，而绝非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易立国论。2001年，汤照连的《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代表者》通过对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发展演变的考察、分析以及郑观应“商战论”的主要内容的系统介绍，指出薛福成、马建忠的“重商”观点，特别是王韬的“兵力商力并用论”，是郑观应“商战论”的先行思想材料。郑观应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商战论”这一新概念、新思想，而且作了较充分的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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