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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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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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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 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 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 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 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 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 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 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 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 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 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 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 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 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 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 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 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 ，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 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 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 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 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 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 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三、今日文坛之荆山之玉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 ，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 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 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 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 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 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 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 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 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 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 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 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 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 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 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 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 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 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 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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