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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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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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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 ，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 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 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 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 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 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 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 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 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 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 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 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 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 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 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 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 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 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 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 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 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 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 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 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 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 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 ，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 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 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 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 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 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 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 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 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 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 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 ，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 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因 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 ，“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 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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