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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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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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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 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 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 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 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 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 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 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 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 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 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 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 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 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 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 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 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 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 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垮台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 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 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 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 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 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 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 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 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啬。”[4](P364 )
另外，西、法专制王权在征税时，往往从最易征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税，即人头税、 户税、炉灶税和交通税等税种下手，不断地把以往一些临时税改为永久税，不断花样翻 新地设置一些新税。英国王权则无此类幸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更多依靠间接 税而不是直接税，但它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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