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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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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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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几年前，胡厚宣先生在回顾其治学生涯时说，他"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他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因为"当时据疑古学派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作于汉武帝时"。换言之，一些疑古史家认为后出甚至可能是伪造的史籍，经此文使用地下材料印证,"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因此颇引起时人注意[注解：胡厚宣:《我和甲骨文》,《学林春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4-275页。]。
不过，疑古和使用传说材料证古两者都是民国新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本人恰是提倡使用传说材料最力者，故二者可以说是以顾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两大基石，几乎已成为该学派的象征。但二者的互动却未必产生正面的影响，反造成相互冲突甚至对立的诡论性后果，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这个问题将另文专论[注解：有些初步的思考可参阅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本文仅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学人对《山海经》这一带争议的旧籍是否可以(及怎样)用为史料的态度转变，初步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主要是提出问题并勾勒演化路向，不求全面，也无意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山海经》在清代学统中的沉浮
如果详细重建《山海经》在历代学者认知中形象的演变这一长期历程，以该书为一面镜子来映照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其内容究竟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的态度之变化，应能对中国学术史甚至思想史产生不少启示性的认识[注解：钟敬文的《〈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41页〕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了不少历代论及《山海经》的材料。]。这当然已溢出本文的范围，但简单回溯一下这一历程却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学人究竟是在怎样的学术语境下处理《山海经》有所助益。
吕子方先生曾撰有十余万字的《读〈山海经〉杂记》，他注意到，从汉代起历代诗赋多引《山海经》中事以为典故，说明该书很早就被广泛阅读[注解：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收其《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4页。]不过诗赋多属后来"文苑"的范围，儒林之中对《山海经》就未必那么看重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已面临《山海经》的处理问题，他以为:"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注解：《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3179页(标点稍有更动)。〖ZW)〗 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数术"类"形法"家，与司马迁的认知尚接近(然不同)。此后该书在古代中国目录学里所属类别有数次转换,《[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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