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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时间:2009-7-24 13:57:29  来源:不详
趋新之势太盛,多称引清儒便有自居"学术不正确"(academic incorrect,此套用今日美国"政治正确"之义)的嫌疑。]。本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是中国长期流传的古训,读书尚博的风气也不始于清代,但清代考据大兴显然增强了崇尚淹博的学术风气。在此世风之下,只有多读类书才能较迅速地淹博起来。由于类书中较容易识别的材料很快便被人使用或辑出(关注类书、从中钩辑古书之风气似从晚明已开始),这一风气发展下去便是读正统士人过去不怎么读的杂书、集部书和原处异端之书。因此,在汉学正统观念笼罩士林的同时,也出现了广读群书的趋向。与崔述大约同时而为《山海经》作注的名家就有前引的吴任臣和毕沅、郝懿行等人,可为崔氏所观现象之旁证。

实际上,崔述自述他"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于几前。既泛览无所归,又性善忘,过时即都不复省忆。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于《六经》,不敢他有所及"[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无闻集·与董公常书》,第705页。]。所以他后来一再反对读杂书,说不定也是"自悔"的一个表现。崔述的父亲教子读书不重时文,"自解语后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后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附录·先君教述读书法》,第470页。]。不知他读《山经》、《地志》等地理书的兴趣是否便是因此而起?若是,则崔家仍视《山经》为地理书而不是"小说"。无论如何,在崔述少年时已出现泛读杂书的风气了。
成年后崔述的观念已相当正统,他认为《山海经》"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搜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后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故悉不采。"[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第110页。]其实关于这些郡县名称,颜之推早已指出是"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但他并不据此否定此书为"禹、益所记"[注解: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8页。]。应该说,就算是汉人所著书,其论及夏代的内容虽然晚出,也未必不可慎采,但这是史学方法的问题,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崔述对当时"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这一现象的感叹。
一般认为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是清代最好的注本,郝氏的见解与吴任臣相类,他虽同意流传的刻本有一些后人羼入之内容,但明确指出此书"寻山脉川,周览无垠。中述变怪,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自非神圣,孰能修之。而后之读者,类以《夷坚》所志,方诸《齐谐》,不亦悲乎!"[注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录在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4页。]以"述变怪"来使"民不眩",意本《左传》夏禹铸鼎事[注解:《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68页。],而与《山海经》联系起来,是相当有想像力的诠释,但言外之义是书中所述的变怪可能未必实有。综观吴、崔、郝等人从不同角度指责其对立面的言词,乾嘉时代学者对《山海经》的看法是两歧的。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主持编纂的《书目答问》体现了晚清学术风气的转移,该书本是"缩编"《四库全书提要》以利学子,但实际上不仅所收书籍和版本大半已出四库范围,且在书籍分类体系上也已有所变革。如史部中就新创了一个子目"古史",其理由是"古无史例,故周秦传记体例与经、子、史相出入;散归史部,派别过繁;今汇聚一所,为古史"。而《山海经》与《逸周书》等有争议的书籍一起列入了这一子目,重新回到史部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CM(42〗张之洞在该书《略例》中说:"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而史部所选书则是〖CM)〗
"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注解:《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652、626页(卷206)。]。在这样的选择标准下纳入《山海经》,其寓意又别有不同。
这其实反映了张之洞及其一些同时代人的学术见解,在与《书目答问》同时颁下的《轩语》中,张之洞特别提倡"宜多读古书"。他认为"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盖"皆有考证经义之用"也。有这样的见解,在张氏录出给学生读的"先秦以上传记(子、史及解经之书,古人通名传记)真出古人手者"中,即包括《山海经》、《逸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他并注明,后"三书虽有假托,皆秦以前人所为";可知在张之洞心目中,《山海经》的可靠尚在后三书之上。特别能体现学术的时代变迁的,是张氏将清人辑录的《七经纬》也包括在"三代古传记"范围之内,并特别说明:"纬与谶异,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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