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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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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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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家又是属于经古文学的世家，这样的读书人在很年轻时已在研治此书(刘师培生于1884年，说此语时不过25岁，则其口中的"幼年"当然还应更早许多年)，亦可见清季学风转变之一斑。
刘师培、蒋观云等当时尚属年轻学者，年辈更高的王先谦在20世纪初年所撰的《外国通鉴序》中也说到他读《山海经》，甚感"上古之世无大国，水船山NFDA3中见闻荒忽"[注解：王先谦:《外国通鉴序》,《虚受堂文集》卷6，1932年葵园四种版，第49页。〖ZW)〗。王氏虽禀湘学驳杂之风，大体仍属治学"老成"一流，可知光绪年间《山海经》已为相对正统的学者所阅。如果说《山海经》到清朝末年已较广泛地为学人所阅读并用于著述之中，应该不算过分。
民国学者对《山海经》的不同认知
这样看来，民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山海经》一类书籍原不需特别的"思想解放"。既存研究一般似不认为光绪初年出现了多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观念的突破,《山海经》等材料早已纳入史籍要目并被学者广泛阅读提示着新文化运动对民国史学或史料扩充倾向在解放思想方面的影响还可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从下文可以看到，民国前二三十年对《山海经》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用之于证史者新旧皆有，且绝非少数人，所以胡厚宣先生才感到他证明了《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能特别引起时人注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引胡先生所述是晚年的回忆，有些内容不一定特别精确[注解：也许是因为辨伪风气的影响，有学者常因在回忆录中"发现"不精确的内容而质疑其可靠性，我则以为有不精确内容最能证明这一回忆录真正"可靠"。因为回忆录的价值正在其为当事人之记忆，若事事精准，则"回忆"时必已参考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研究"，至少记忆已被修改，反不能得"回忆"之真相，因而大大降低其史料价值。至于有意造伪者，更会努力弥缝，以增强说服力；除非造伪者能力太低，否则造出的回忆录往往比真品更少漏洞。]。《尧典》的确是顾颉刚疑为汉代作品的，而《山海经》就稍不同：影响胡先生的王国维本人在其"二重证据法"的示范中已先使用了《山海经》来考证殷王世系。王氏本主张"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故他认为:"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份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注解：王国维:《古文新证》，收入《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52-53页。]。王国维是一个在学术方面开新而在文化理想和人生观方面相当认同于传统(也可以说是守旧)的人[注解：其实不仅王国维，像陈寅恪、汤用彤等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赏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也是以传统派自居的。参见王NFDA5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能使用这些书，应该与同光以来的晚清学风有关，很可能也与他同《书目答问》的实际作者缪荃荪的学术交往相关。
同样,《山海经》是一般不视为新派的蒙文通先生(其实他的思想和治学方法都可以说是新而不旧)论证中国上古区域文化的主要依据之一[注解：参见《蒙文通文集》第1-3卷，巴蜀书社1987、1993、1995年版。]。这可能和清季蜀学的传统有关，蒙先生的老师廖平即对朱熹和吴任臣说过的《楚辞》与《山海经》的关系深有体会，他不仅主张"《楚辞》称述，全出《山海》、《诗》、《易》之博士学"(《治学大纲》)〖HT〗；且根本认为"因《楚辞》专引《山经》，而《山经》亦因之大显"(《经学四变记》)[注解：两说皆引在闻一多《廖季平论离骚》,《闻一多全集》(5)，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另一位四川史家吕子方不知是否读到廖平此见，但他显然同意廖平的说法，并有细致的考证[注解：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4、81-94、102-115页。]。蒙先生注意到,"自清世考古之学大盛",《山海经》"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而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但清人的工作也只限于疏通文字、辨析异同，缺乏深入探讨。后来的古史学，也只不过是根据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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