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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时间:2009-7-24 13:57:29  来源:不详
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这些相关的材料"登时变活了"[注解: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傅斯年全集》第3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25页。]。虽然这一头脑是否清楚的划分有明确的时间断限,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取决于新文化人特别强调的"科学方法"。大致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经过地下材料证明的纸上材料才可用之意。
  可知当时"科学方法"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它既可用来突破过去的正统史料观念而开拓新范围,也可复兴乾嘉正统意识,进一步支持《山海经》等是"谬悠怪诞"的不经之书的观念。同时,这里也可见清代"汉宋之争"的复活,虽然在表述形式上已基本改头换面:许多倾向于义理的"旧派"都强烈抨击前清的乾嘉考据进入民国后反借"科学"而复兴,结果导致民国学术破碎支离,这正是道咸以降的"新宋学"攻击乾嘉"汉学"的口头禅;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多明显具有以民国之人反对"前清思想"的言外之义,所以他们在社会身份认同上其实又不"旧"而"新"[注解:这个问题我拟另文专论,相关的论述可以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王NFDA5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ZW)〗。
  而"科学"派的学者立场也非常鲜明,正式提出"中国古史重建"口号的韩亦琦到1942年仍认为,因清儒的考据,一般认知中的上古史料可靠的已很少。像汲冢书、《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可靠的成分更是少了"。他特别指出:"我们切不可以为王国维利用《山海经》证实了甲骨记载中殷先王亥,便认为《山海经》完全可靠"。与毛子水一样,他对金文也持保留态度:"虽然金文也能当做史料,但未经科学的发掘和严格考订整理,用时危险极多;即使考订正确,为数也有限"[注解:韩亦琦:《中国上古史之重建》,《斯文》第2卷第23、24期合刊(1942年12月1日),第10-11页。]。
  这正是与胡厚宣先生撰写《四方风名考证》差不多同时的言论,则前引胡先生的回忆虽有不精准处,其所述的学界反应却可以说大致符合实际。杨树达先生后来序胡先生文集,便指出当年王国维文出,"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注解:杨先生语引在胡厚宣《我和甲骨文》,第275页。]。学界的两次"惊叹"说明,近年被学术史称述甚多的"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的实际影响恐怕没有我们认知中那么大[注解:参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在一般学人印象中,记载传说材料的《山海经》等书正是疑古倾向的对立面,也确实受其影响而使人不敢随便使用[注解:徐炳昶注意到,直到20世纪50年代,治古史的人对传说资料仍是左支右吾,不敢放手使用;其主要原因即受疑古风气影响,"从根本上疑惑这些资料的可用与否"。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重印1961年版,第26-27页。]。王国维虽然先已使用了《山海经》,但在疑古风气极盛的时代,似尚不足以祛除主张"科学"治史的疑古学者对《山海经》一类文献的疑惑。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胡先生此文因进一步以"地下材料"证明了旧文献的可用,对疑古风气打击较大,故能再次使人"惊叹"。
那时仍在怀疑《山海经》的韩亦琦认为古史的重建只能寄希望于"科学的考古发掘。这门学问若能发达,新材料不仅可以大量寻找出来,使古史之重建极为可能,而且这些材料将愈积愈多,使后人知道古代史更详细、更悠远、更确切",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颠扑不破的古代实物重建古史"[注解:韩亦琦:《中国上古史之重建》,《斯文》第2卷第23、24期合刊(1942年12月1日),第10-11页。]。这也是稍早许多人的期望,但到韩氏写此文时,因出土史料的有限及使用困难而导致不少学者对考古的期望降低。
  大量使用《山海经》的杨宽先生就对考古出土史料的效果存疑,并从几乎完全相反的角度质疑王国维的研究。他说:"当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难题,为殷墟卜辞之学犹未能建立成一体系;其章句训诂固在在成问题,其所识之字,亦多以意为之,未能坚人之信也"。王国维曾将一甲骨文字"初释为,谓即帝俊;即而因证帝俊之即帝喾,乃又改释为夔,谓与喾音同,又与相近。究何所见而云然耶?王氏为学尚称审慎,其末流乃举古史上之问题,一一以卜辞穿凿附会之。地下之新史料诚较纸上之旧史料为可贵,实物之史料诚较传说之史料为可信,但考释必须观其会通,然后能增高新史料之价值。若任情附会穿凿,其与伪造新史料,相去仅一间耳。"[注解:杨宽:《上吕师诚之书》,1940年2月15日,《古史辨》(七下),第381页。]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考古史料与传说史料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学者完全可以兼而用之(顾颉刚本人早年正提倡兼用,他特别强调新学术应注重实物、依靠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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