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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时代的美国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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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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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所激活。美国再次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反对恶魔般的、疯狂的敌人并且维护自由运动的领导者，冷战是战后重新设计自由主义的大熔炉。对国外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厌恶感加速了国内麦锡主义的泛滥，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群众政治的普遍排斥。在那里一种教条、管理式的自由主义出现意味着反对民众意志的泛滥而保护民主制度。
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利于解释这种普遍的冲击，至少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间，1958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一篇文章提到“两种自由的概念”。伯林明确区分了“消极自由”(缺少实现个人愿望的外部障碍)与积极自由(能导致个人对整体的服从， 通过把国家作为自由的社会正义的仲裁者)。消极自由代表了西方，带有其保护个人权 利的制度性措施；积极自由代表苏联。当然缺少限制的自由思想在美国历史上由来以久，但伯林本人依然十分惊讶：他所期求的准则是如何被用来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是用来怀疑福利国家和任何冲击经济规则的东西。他的文章专注于自由思想，对弱化大约同时代的汗娜·阿伦德特(Hannan Arendt)作为积极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自由的不同理解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苏联作为自由敌人替代了德国，免于匮乏的模糊的社会自由——二战中四大自由的中心——不自觉地滑入政治泥潭中或是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无论莫斯科代表什么，它都被定义为自由的对立面：不仅仅是一党专制、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还包括公共住房、普遍的医疗保障、充分就业及其它在经济中要求实施强大而持续的政府干预。在19世纪，如果自由有其经济定义的话，那么它不再是经济自主，“工业民主政治”(一种进步主义的普遍呼声)，或由政府为每个普通市民提供经济安全保障，正如罗斯福所定义的，而是“自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能够选择由现在的美国经济所生产的丰裕物质的能力。一种物质繁荣的共同文化在美国的领导下将为全球一体奠定基础，最终扩及共产主义世界。冷战使“自由企业”名声鹊起，作为美国自由最根本的形式，是一种由普遍的政治修辞、广告宣传运动、学校课程及新闻社会舆论所推动的思想。自从自由世界包容了过多的专制政府(甚至南非还是具有良好声誉的成员)以来，作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官方定义更多地倾向于以反对共产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为特色，而不是政治自由。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后期，随着战后思想意识上的共识坍塌和经济与政治危机，尽管冷战自由的修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缓了，但它却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重新激活。“伟大的传播者”有效地把冷战时期自由的诸因素——消极自由(即有限的政府)、自由企业及反共产主义——所有这些联为一体，继续用来为更新的美国全球使命服务。至少两个世纪前，美国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这种修辞，里根声称：“凭借一些神圣的计划……一些特殊的人们——那些特别热爱自由的人们，”已经被迫选择到北美大陆去定居。这种独特的历史强加给这个民族独特的责任：“我们是全人类自由的灯塔。”
今天，至少在政策和辩论方面，美国人依然生活在革命思想的阴影之下。“自由”，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仍然处于同样的中心位置，继续保持不变。但它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某些自由意志论者和保守主义者所窃取，从自由市场经济到坚持有权荷枪实弹的武装军事集团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部分。许多定义似乎是由一系列的否定构成的——对政府、社会的责任、共同的公共文化、对个人自定义及消费者选择的限制。今天一旦重新出现 无依无靠者的呼喊，自由通常是为论证权威、甚至个人层面的许多形式上的合法性而被 援引，它常常似乎暗示了整体上缺乏外部权威。
当我们迈入21世纪的门槛时，全球化进程本身似乎被这种盛行的对自由的理解所强化。数届美国政府受到许多大众媒介的支持和怂恿，重新定义了美国自由和美国历史使命：为全人类而推动它，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的创造，资金、自然资源及劳动力与无休止追求更高生产率及更多利润的生产要素同样是不重要的。同时，其中许多作为自由表达方式的、带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的活动，被当作是国际负担而横遭指责。盛行的全球自由市场思想，假设所有国家的经济生活都能够并且应该按照美国的形象加以改变——成为全世界自由典范的民族自我定义的最新观点。“在许多的方面，”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到，“全球化就是我们”。“我们”对弗里德曼来说意味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扩及世界各国”和全球文化的美国化。
正如一个学生的课题所称之为的“过度全球化者”，全球化被定义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新时代，在这里一种“全球文明”将取代传统的文化。民族——国家已经变得毫无意 义，它将逐渐消亡或至少被其经济职能所征服。然而到那时不是同质的世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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