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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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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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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变为以修撰国史为主。
明代翰林院的发展变化，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为界， 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的翰林院拥有唐宋翰林学士院的职能，翰林 官充当皇帝的辅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 期的翰林院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取而 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机构——内阁。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 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逐渐降为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 文秘机构。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质不再有大的变化。院中无承旨，亦无学 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学士为专官”（《清史稿》卷115“职官二”）， 掌院学士之外，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修撰、编修、检讨、庶 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和国史馆三机构。翰林院的主要职 能是编修书籍，撰拟册文，为皇室解经讲史，以及充当科举考官等， 与政治了然无涉，属于职清事简的文人闲职。清朝末年，实行政治改 革，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翰林院日渐衰落。 1911年，清朝灭亡，沿续了千余年之久的翰林制度也最终退出历史舞 台。
无论其身份是“天子私人”还是朝廷命官，也无论其职能是参与 政事为主还是掌管文辞为主，对于中国古代的翰林来说，有一点是千 年不变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特别是明清以后， 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为人熟知的历 代名流如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 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 这种构成，决定了翰林群体势必对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 响。
作为职掌文化事业的专官，翰林首先致力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 与保存。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通经晓史，而且立德立言，创作出无数 优秀的诗赋文章，为古代封建文化的宝库增添了大量的财富。历代翰 林还编撰各类书籍典册，直接担当起整理、保存与传承封建文化的责 任。唐以后流传至今的大量古代典籍，多数都出自翰林之手。如宋代 以“四大书”著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 《册府元龟》，除《元龟》外，其余三部都是太宗时由翰林学士李方、 扈蒙等主持编撰的。再如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 都由翰林负责，清朝修书的机构四库馆就设在翰林院内，修书期间先 后有数以百计的翰林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
同时，作为成功地进入中枢机构的士大夫中显达之人，翰林有机 会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其知识、节操等影响社会，实现“达则兼 济天下”的抱负。从唐末翰林充当反对方镇，打击宦官，巩固统一的 重要力量，到宋朝翰林踊跃议论朝政，批评时事，推进文治，历代翰 林都积极发挥了他们在当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 所表现的那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于国事民生不敢忘的情怀，凸显出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独特文化品质，丰富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遗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科举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臣，这种古代 士大夫人生理想的“三部曲”，也对全社会起到了文化示范作用。虽 然不同时期的翰林官权力轻重不同，作用大小各异，但翰林的社会地 位始终非常优越，明清人甚至视“点翰林”为人生最荣耀之事。这种 社会风气，在客观上有利于刺激文教事业的发达，促进民众文化素质 的提高。不可否认，“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显的政策，是封建王 朝借以推动文化进步的一个有力杠杆。
中国古代翰林中虽不无滥竽充数，甚至曲学阿世之人，但从总体 上说，翰林制度的实施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舞台，翰林 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文化的创&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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