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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同知，保升知府”，但笔者并未在李铭皖等修的《苏州府志》（光绪九年刊本）中的《职官志》部分找到齐彦槐的名字。估计与仕途不顺相关，他以有病在身辞职，并定居荆溪，直至被漕运总督魏元煜调委，故有诗云：“谢病近十载，蓬蒿久辞荣。”[7]
齐彦槐共有七子，齐学裘乃其次子，亦“以诗名著江左，文人咸相引重，以为绰有父风云”[8]。齐彦槐死后，齐学裘将父亲的部分文稿及自己所写的文章一并编入《见闻续笔》。不少研究者在阅读《见闻续笔》时，忽略了两个细节：其一是《见闻续笔》乃齐学裘所编，而非所著。其二是在该书目录及正文部分，当涉及卷2、卷3的内容时，均有如下文字：“先大夫梅麓公文钞”。换言之，该书卷2、卷3的所有文章，即《海运南漕议》、《乙酉二月奉委赴上海查办海运事宜通禀各宪稿》、《禀复魏元煜制军稿》、《对张师诚中丞札询本年江广漕米海运各条（四月续奏廷寄后）》、《代拟海运奏稿（陶云汀中丞命作）》，均为齐彦槐所作，而非齐学裘所写。所谓齐学裘在上海调查沙船及撰写海运文章之事，根本就不存在。
明白这一点后，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著作对齐彦槐其他几则史料的引用，均犯有同样的错误。另外，魏源等人所编《清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二十三·漕运下》，曾收录齐彦槐《海运南漕议》一文。在该文之后，即系施彦士的《海运议》。研究者对施彦士之文及《清经世文编》中的其他文章曾多有引用，但却独独忽略了齐彦槐的《海运南漕议》。即使引用，也通常是将其注释为“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三”，而该文恰是被齐学裘编于《见闻续笔》卷二之首。以上纰误的出现，实在不应该。
二、积极投身海运
清代的首次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这一变革的出现，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9]。直接的催化剂，则是因道光四年冬，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运河水势微弱，漕船搁浅，河运漕粮已不可能，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面临严重危机。无奈之下，道光帝发布上谕，令漕运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诚等督抚大臣，讨论有关漕运海运事宜。
魏元煜、张师诚等人为慎重起见，先期派出专人前往沿海之地考察海运的可行性。张师诚派出的是“素能办事”之候补知县何士祁，魏元煜派出的则是齐彦槐[10]。之所以考虑齐彦槐，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对齐彦槐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早在嘉庆十九年，齐彦槐“以事忤中丞，几被劾”，魏元煜知其无辜，又爱其才，苦苦相求，才得幸免[11]；而张师诚除了曾是齐彦槐的上司外，对他的才华也颇为欣赏[12]。更重要的是，齐彦槐早年即对海运有诸多研究，并“陈海运策，上游据以入奏”。惟因苏抚以事属创举难之，“召槐再三诘驳，槐条陈详明，苏抚词屈”，只因当时人们“以河运既久，不必更张为言，事遂寝”[13]。
还有一事不应该被忽略。高家堰决堤后，道光帝特派大学士汪廷珍等人前往查办河工，而汪为齐彦槐的业师。道光四年十二月，齐彦槐“以师门久违，冒雪往谒”。因当时权臣皆主张借黄济运，齐彦槐则宣称：“借黄济运之说，询之土人，虽妇人孺子皆知无益”，故“力言海运可行，爰上海运议一篇”[14]。这篇“海运议“文章，正是著名的《海运南漕议》。在文章中，齐彦槐开宗明义地指出，“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阻深，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但实际上，这三者皆不足虑。北洋水浅多礁石，而盗船皆鸟船吃水太重，一遇即碎，故“断不能越吴淞而北以争南粮也”。上海沙船有三千五、六百号，每年往返四、五次，每岁漂没之数不到1%，“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沙船主皆殷实富商，从不闻有欺骗。运粮时每石给船商水脚银五分，上载时加耗米三升，较运货所得益多。对国家而言，以全漕350万石折算，较河运可省费用十之六七[15]。汪廷珍对此极为重视，将该稿带至京师，“煦斋协揆据以入告”[16]。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五年二月，魏元煜命齐彦槐调查海运，就水到渠成了。尽管当时齐彦槐“犹在病中”，但因为魏元煜有恩于他，“欲酬谢恩缱绻，敢惜瘦伶俜”[17]；又考虑到“譬彼杞人下，仰首忧穹天。偶得一良法，愿为当道陈”[18]，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毅然接受了任务。
齐彦槐赶赴上海之后，立即找船商、牙商等人调查情况。据称，上海系沙船总汇，本有沙船三千多号，近年因为“商贾利微，脚价太贱，船商无力修艌，以致朽坏居多”，其中宽大坚固者，“通计不过一千二、三百号”。据他二月二十六日的调查报告可知，不计只能装四、五百石之小沙船外，八、九百石至一千二、三百石的大中两号沙船，上海仅有80余只，因为绝大部分船只已经于正月后载货开行。开行后又返口上海的，每日少则七、八只，多则二十余只不等。根据以前的规律，三月以后系沙船返口高峰，三、四两月总可到大中两号沙船七、八百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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