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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福建鸟船，大者能装三千石，小者亦能装一千六百余石，江苏海运“应可无虞缺乏”。如果浙江也行海运，则只能将浙江之蜑船、三不像船“一律封雇，移送吴淞口受兑”。当时苏松太道龚丽正将运漕脚价定为7钱，价格极为优厚，但“各处船户犹未免观望不前”，一则畏交兑之难，二则畏守候之苦。齐彦槐特议定海运章程八条，以供当道参考：
一、沙船、蜑船等船自三月份后将“一律封雇备用”，又因“守候太久未免苦累，聚泊过多亦恐滋事”，所以漕粮运抵后上海后，须随到随兑。
二、吴淞口至长江一线，沙多水浅，沙船不能前进；江广漕帮之船亦难由运河驶入，故应该雇用剥船驳运。崇明有米船百余号，大约每船可起米七百余石；无锡有湖船百余号，江阴等处江船亦可剥运，均须封雇。
三、沙船赴津受兑，应由河运旗丁押运。至各帮运粮千总，为弹压旗丁起见，亦应在船看护。齐彦槐还强调，旗丁不得将家眷带上沙船，归次之后亦须将水手遣散，以免逗留滋事。
四、沙船水脚银由苏松太道当堂发给，剥船水脚由各州县发给，以免胥吏克扣。
五、沙船应照漕船之例，七分载米，三分载货，免纳捐税。如运米较多，则给予奖励。
六、沙船放洋后无法前后相继，到达天津的时间参差，天津须随到随验，以使沙船卸快速赶往关东运豆。
七、春夏时节，海洋本来平静，但亦须防止不测，如果松舱，应令耆舵与旗丁报于沿海州县核勘，“免其赔偿”。
八、北洋本无海盗，但亦须整肃军容，江南、直隶、山东水师应出洋会哨[19]。
齐彦槐的调查报告上呈魏元煜后，魏元煜仍多次札问海运是否可行[20]。齐彦槐又特意撰文《禀复魏元煜制军稿》，加以回复。他总结逗留上海40余日的思考，认为海运其可行者有四，其无不可行者有三，而其不可不行者有五。沙船熟悉沙线，一可行；船只敷用，二可行；船商无偷窃陋习，三可行；省费无烦动帑，四可行。盗船不适应北洋航线，洋面安静，无不可行一也；沙船造价盈千累万，“如果出洋辄遭漂溺，谁肯以巨万之赀轻于尝试”，无不可行二也；沙船抵津极速，且沙船舱有夹底，两旁皆有水槽，舱中从不沾潮，以前运豆并未发胀，茉莉、兰花等由南运北，皆露置船顶，且不畏盐风，漕粮更无霉变之虞，无不可行三也。至于不可不行，则其一是运道阻梗，无法河运；其二是畿辅户口殷繁，京仓储备万难迟缓；其三是陆运弊端极多，远近骚动，糜费无算；其四是河运水手猖獗，海运可杀其势；其五是京师咽喉不能仅靠河运一线。综而言之，海运非行不可，“集事固往于谋，而成事必在于断。此时毅然定计，一切章程札商奏定，算来已近漕时，若稍迁延，又恐无及”[21]。
齐彦槐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比如总兵裘安邦闻海运议，“遍告当道诸公，以为上策，而极言借黄之不可，至痛哭流涕，群以为狂”。[22]尽管齐彦槐苦口婆心，“对之详且尽，惜乎不能用也”，魏元煜仍限于成案，与张师诚等人上陈海运不宜进行的奏折[23]。对齐彦槐来说，这不啻当头一棒。
三、劝说张师诚
齐彦槐等人在调查沙船情况时，考虑到需船极多，曾下令对在口船只实施封雇[24]。但张师诚对是否要推行海运信心不足，干脆在四月初下令将所有在押船只放行。对于初放船之事，齐彦槐表示强烈反对，“沙船系已久，日望粮艘开。粮艘昨至矣，忽遣沙船开。……沙船去如飞，日夕到胶莱。从此赴关东，守夏将不回。”他认为，“沙船守候苦，苦在三月前”，因为如果三月以前无需守候，则有充足时间完成一次往返贸易。相反，“四月所到舟，豆未登市廛。一卸更一装，半月须流连”。此时已近盛夏，“即便缓须臾，商情固安便”。如果在此时将所有船只遣散，而朝廷又有强制海运之举，则必然会有运无船。他建议，“请视封早晚，以为放后先。有去复有留，于事庶两全。所忧吏胥奸，得信诓商钱。急将去留数，明白作榜宣”。尽管已是亡羊补牢，但终较无所补救要好得多。张师诚闻讯后，“大息以为然”[25]。结果放船之事得缓，仍暂留一半[26]，这多少让齐彦槐得到安慰。不过，总体上说，张师诚对漕粮海运的主张颇不以为然，“坚不欲行，而掣之肘”[27]。当齐彦槐真实地感觉到实施海运可能性的渺茫之后，他只得告退，带着沮丧的心情，重新回到荆溪寓所。
正当齐彦槐极为灰心之时，事情出现转机。四月初十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折》，指出要解决目前漕运危机，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暂雇海运”[28]。道光帝对英和的奏疏极为欣赏，称其“甚属明晰”，认为所奏各款，“意在漕河并治，永资利赖”。他当即发布上谕，命魏元煜、张师诚等人“务当悉心计议，总期不误转漕，有裨河务，勿得稍存成见，徒为目前权宜之计”[29]。由于中央推行海运的意图非常明显，张师诚被迫重新考虑齐彦槐的意见。为获取最充分的信息，他又召回齐彦槐，对海运的诸多事宜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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