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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更改”，对于“中丞颇心许，方伯频见称”[37]之事，齐彦槐颇为得意，故又作诗纪念。可惜这36条章程未传，无法窥其内容。
陶澍又让齐彦槐替自己代拟海运奏稿。结果齐彦槐在奏稿中指出，虽然河运已经持续百数十年，有章可循，但现在河道不复，“非暂行海运别无他策”。为规范海运，齐彦槐提出了四条规章：
一、江苏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粮海150万石，应如英和所奏，全征本色，由海运津。上海沙船本已够用，但运漕必须挑选坚固之船，多多益善，所以“往来关东、天津，熟悉沙线与沙船无异”之蜑船、三不像船，亦应由浙江当局“封雇”，押至上海备用。
二、沙船水脚仍照前议，每石给曹纹银7钱，正耗并计。沙船水脚多系针对满载，为保安全，漕粮只可七成受载，照此给价未免太少。且7钱之数已经由龚丽正张榜公布，尽人皆知，“遽行议减，似不足以取信”。加之斛以北仓红斛计量，故实际仍不过每石5钱6分，“虽比中价较多，然海运初行，似宜稍为从优”。
三、交米应责成沙船耆民，不必旗丁押运。旗丁不识海性，押运仍必勒索州县，有了损失自然互相推诿。押运委员亦须慎重，因为非海洋熟习之人，一上沙船，“头目昏眩，饮食呕吐，无能为役”，强行干涉，转滋贻误，故各府只须派南北二员，一员在上海临仓查验米色，一员赴津照应。沙船耗米则每石给发一斗。
四、沙船到津交卸应限以时日，以免经纪花户留难需索。沙船所畏惟在交米，一则恐守候稽迟，致误关东豆汛；二则担心经纪勒索，赔累不堪。直隶应先行修治北仓，以便漕粮随到随卸。另外，又须按英和所议，特派钦差验米大臣赴津督收，核验日期[38]。
总体上说，陶澍对此篇奏稿并不是很满意，所以事后他又对此进行部分调整。如沙船耗米，被修改为漕粮八升、白粮一斗的比例给发；“封雇”之事，尽管在执行过程中照此办理[39]，但在上奏时，却矢口否认[40]。这表明，它并没有获得陶澍的完全肯定。考虑到“身既摈不用，所议亦稍更”，他重新萌生退意。陶澍苦苦挽留，并派他到上海负责具体海运事宜。但齐彦槐没有料到，即便是在上海，他的处境也并没有改观，“居海了无谓，言之孰予听？仅免萑苻舟，充斥于沧瀛”[41]。
尽管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局外人”，齐彦槐仍尽其所知，“不敢以身在局外，而不为当道告也”，为海运出谋划策。他向苏松太道建言四条，并用诗体形式加以表现：
其一，“海船名号多，拣择毋草草”。浙江蜑船与福建鸟船不熟悉北洋航线，又不清楚其来历，难于责人担保，故雇用沙船最妙，但“所愁胥役辈，卖放弄奸巧。合用不合用，办之更宜早”。至于判断船好船坏的标准，他认为，船大水手必多，又因旧船出洋次数少，故可通过水手人数及放洋次数衡量。再加上亲自丈量，应不会出现漏洞。
其二，对于漕运陋规，“今既行海运，运丁索无从”。沙船无帮，可免百姓负担。但各州县在征收漕粮过程中，务必加以严禁。
其三，海运不能选用纲划船。他表示，沙船因最初没有耗米，惧怕承运，结果浙江纲划船乘虚而入。纲划船多系大海盗蔡牵余党，蔡牵被“剿”后，均被编入宁波渔户户籍，“潜来江南口，沙船常受其害”。江苏当局奏准，“永远不许纲船进江南口，如有进口者，即将船锯断”。但他们贿赂县役，改变名号，“欲借挽运以弛其禁，其实船小而敝，不堪受载”。此建议最终获得贺长龄的采纳。
其四，沙船耗米之事。“昨日商船来，见我纷涕泣。不为脚价减，只为耗米失”，虽然海运较河运为速，但海面风大，“风能干万物，况米本带湿”。河运每石耗米一斗五升，海运不妨减去五升，“较军船三分中损一也”。[42] 正如前文所言，此条建议并未获得完全采纳。
漕粮海运于六年二月初一日开行[43]，齐彦槐对此深感高兴。不过，又令他感到难堪的是，随着魏源、包世臣等人日益获得重用，他更加无法获得自己的事业空间，加之有人从中作梗，诬蔑他为“纵横”之人。心灰意冷之余，齐彦槐“筮之卦得否，不利君子贞”[44]，便坚决辞退回家，“未终事而归”[45]。正因为如此，事后齐彦槐并未因海运而获得任何奖赏。[46]
清代历史上的首次漕粮海运乃齐彦槐一生中难遇的机遇。他曾以满腔的热情抱病投身其间，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其不甘心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谈海集》的最后部分，收录了《题吴蘋香女史饮酒读骚图》、《次韵奉答榕皋丈寄怀之作》等似乎与海运毫无关系的牢骚诗作，表面上抒写乐意融融的闲情逸致，但暗含的意义却再明显不过。
[1] 比如，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1843-18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见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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