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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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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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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沙船主们立即表示“情愿赶办船只备用”[ii]，并一次性打造沙船三百余只，使得船只数量增加了近25%，可见漕粮海运与其利益攸关。沙船在对漕运“独专其利”的同时，也促进了南北的商品交流，致使“一时生涯鼎盛”；富户之由漕运起家者，也以上海“为独多”[iii]。
如果说上海由于处于通商口岸的位置，漕粮海运对木帆船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还不是很突出，那么浙江宁波的例子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浙江宁波的南北号蛋船数量急剧减少，到1850年，所存商行仅20多户，共置有木帆船100余艘，最大的木帆船载重约250吨。从咸丰三年（1843年）起，浙江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南北号”的蛋船开始在浙江的漕粮海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浙江首次海运漕粮，受雇出运的“北号”商船约130余只，其中一家单独派船6只以上的就有11家。当是为南北号服务的甬江码头的秤手、斛手、杠、挑力夫、修船、制蓬、打索的工匠甚至有一两万人[iv]。
由于浙江的海运运米量保持在六七十万石的水平，需船较多，而承运的商船不仅可以获得数十万两银子的运费和数万石的耗米收益，而且按规定每次出运漕米可得二成免税货物（约合10多万担）；商船运漕抵津卸空后，又可以前往辽东装载油豆等北货南归（约100万担），所以获利颇多。在这种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宁波航海商人和船号，纷纷拿出所有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而且，就在咸丰三年，宁波所辖的鄞、镇、慈三邑九户“北号”船商，便捐资重修了“辉煌恒赫，为一邑建筑之冠”[v]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可见其资金的雄厚。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通往镇江以上的长江航运受阻，宁波成为上海与内地川鄂皖赣等省物质交流的重要中转集散地。这不仅对宁波港的贸易发展，也对“南北号”商船海运的兴盛，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确保漕粮海运时南北航路的畅通，免受海盗袭击，“南北号”集资7万元，购买轮船“宝顺”号，自行为漕粮海运武装护航，并多次剿匪成功，声名远播[vi]。可以说，正是由于漕粮海运，宁波的航运业及其经济才获得飞速发展，出现了鼎盛时期。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外国航运势力开始侵入中国。轮船在技术上所显示的优越性及对中国木帆船造成的竞争压力，使得中国木帆船的传统航运业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东南沿海的许多口岸，木帆船都遭到了轮船的排挤，经营范围也开始受到严重削弱。外国商船“资本既大，又不患风波盗贼，货客无不乐从，而上海之商船船户，尽行失业，无须数月，凋敝立见”[vii]。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B·Reed）也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从本地船只转移到外国船只手里”[viii]。
同治朝以前，外商轮船已开始染指我国豆石转口贸易，使沙船业主和运输工人面临失去生计的危险。1862年初，船商王永盛等联名禀报江海关道吴煦，请求禁止外商承运牛庄豆石，并请求将上海一埠的豆石运输，专归华商承办。这一建议得到李鸿章的赞同，但为英国公使所拒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口岸，扩展航线，进一步降低了关税和子口半税税率，给予外国航商享有更多的优待，并正式“许开豆禁”[ix]。1862年到达牛庄的外国船只仅86艘，27,747吨；三年后即增加到274艘，91,118吨。特别有不少外国船只是空船进港，专为运载大豆而来。大量外国轮船夹板涌进牛庄港，使该埠沙船进口量减少1/3以上[x]。沙船所承担的大宗豆石贸易被外商夺走，中国沿海木帆船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木帆船又受来了来自清政府的剥削。1862年，清政府规定，对中国商船除原定征收商税、船钞外，又增加“海船商号输捐”，商船承载量为300担的需捐银25两；而自400担起，每增加200担即加银25两，并以次递增。这就是说，一艘1500担至2000担的船只出海，非先交数百两银子不可，这对于传统的木帆船航运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于外国轮船的竞争以及清政府的盘剥，使得“北地货价因之昂贵，南省销路为其侵占”，沙船主“富者变为赤贫，贫者绝无生理”，沙船因无力转运而停泊在上海港的，“不计其数”。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逐步衰落，资本“亏折殆尽”，船只数量从道光年间的3000余只，降为同治六年（1867年）的400余只，沙船业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xi]。宁波的蛋船，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如北号原有200余船，到同治三年以后便只剩下100余船了[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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