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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福乐智慧》的历史意义在于应时代之要求，对伊斯兰文化和突厥文化进行整合，形成自己的精神文化特色，奠定了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的基础。今天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维吾尔文化作为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同样也面临着文化整合这一重大课题，重温历史会给人们以借鉴和启迪。
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之后，伊斯兰教对中亚游牧部族的影响加强。840年回鹘西迁，建立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不断受到这种日趋加强的影响，于960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其治下的广大游牧民从总体上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或者更早些，中亚农业地区的土著居民随着大批操突厥语的游牧民的进入和定居，特别是喀喇汗王朝的建立，也从整体上开始了突厥化的进程。然而，伊斯兰文化与突厥文化是异质的，它们的相遇必然发生撞击和随之而来的涵化（acculturation）。当时间推进到11世纪的中期，即喀喇汗王朝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时过百年之后，王朝境内伊斯兰化和突厥化的进程加快，从而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也凸显出来。因此，如何使这两种文化协调起来，进行整合（integration），形成一种新文化，历史地摆在人们面前。时代呼唤文化巨匠，也造就文化巨匠。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应运而生，以其于伊斯兰历四六二年（公元1069-70年）完成的长诗《福乐智慧》[1]奠定了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的基础，对维吾尔文化及突厥语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一
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2]。物质层面的文化之区分，是依据人们共同体赖以生活的资料取得的主要方式；制度层面的文化之标志，主要是政治体制；精神层面的文化，其核心是表现为“道德”、“伦理”的社会价值取向。
维吾尔文化源远流长，并具有开放的品性。这早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744～840年）已有明证；在喀喇汗王朝时期（840～1212年）成书的《福乐智慧》更充分地体现出维吾尔文化的底蕴。它不仅容包了草原游牧文化，特别是突厥语诸部族的文化，而且也广泛吸受了农业文化，诸如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等。
840年回鹘西迁，大部都先后进入农业地区，特别是进入七河地区的一支。他们开始了由游牧生活方式向定居农业生活方式的过渡，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到11世纪中期，即时经200年之后，东部喀喇汗王朝的总体经济中农业已占主导地位。这从《福尔智慧》反映出来，农民已成为财富创造者的“四民”之首，排在商人、牧人、工匠之前[3]。“他们乃是十分有之人。”（4400双行）[4]“一切生灵都需要农民，飞禽、走兽也须他们提供食品。”（4417双行）；而且也改变了游牧文化对农民的偏见和鄙视，说：“农民们个个都慷慨大方，满足于真主的赐予，心怀宽广。”（4416双行）同样，《福乐智慧》也改变了农业文化对游牧民的偏见和鄙视，说：“他们可靠、诚挚，心地纯正，不会把自己的负担转嫁别人。饮食、衣物、战马和骑乘，连载畜驮牲也得他们供奉。奶酒、乳浆、毛、脂、酸奶和干酪，使居室舒适的毡毯也来自他们。”（4440～4442双行）诗人通过他塑造的角色大臣贤明说：“他们实在是造福施利之人，驼羔（汉译者注：对人的一种爱称。）啊，应好生对待牧民。”（4443双行）“他们不谙奸诈乃我深知。莫指望他们知书达礼、深明法度，雅士啊，牧人任性自由，不受羁束。”（4445～4446双行）
以上所引诗句说明，喀喇汗王朝的经济由原来的游牧业已转型为以定居农[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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