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为主体，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随着基础的变化也发生着变化。《福乐智慧》不仅反映了这种变化，而且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了整合，在称赞农民的同时，也肯定牧人的贡献，指出其天性朴直、爱自由，“不受羁束”，深望雅士们包容，勿要求过高过严：“知书达理，深明法度。”
二
当伊斯兰教被喀喇汗王朝宣布为国教时，王朝的政治体制已经确立。这套政治体制是游牧帝国所普遍采用的体制，其特点是：“氏族制的观念从私法领域转移到国家法律领域。国家被认为是整个汗族的财产，因而把它分成许多封地；有时强大的附庸完全不承认帝国首领的统治权。”[5]现代学者对喀喇汗王朝历史的研究证明，巴托尔德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并且是认识喀喇汗王朝社会政治现象的管籥。
但是正统的伊斯兰教，却是教政合一，教主即国家领导人，因而国家机构即宗教机构。希提说：“在麦地那，在伯德尔战役后，伊斯兰已提高了一步，不仅是一种国教——伊斯兰教本身，已变成国家了。”“真主是最高政权的象征。先知活着的时候，是真主的合法的代理人，是大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由此可见，除精神的职权外，穆罕默德还执行国家元首所能执行的一切世俗的职权。”[6]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伍麦耶王朝（661～750年）、阿巴斯王朝（750～1258年）都是继续采用教政合一的政治体制。这正是伊斯兰文化在制度层面上的基本特点。
显然，喀喇汗王朝的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制度层面上有质的不同。伊斯兰文化之所以在政治体制上建成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因为国家是由伊斯兰教发展而成。但是喀喇汗王朝的国家是在其接受伊斯兰之前已存在，而其统治者的“汗”位也不是因其在宗教界的地位而获得，乃是因为其出身于汗族。他们之所以接受伊斯兰教是出于信仰要求，或别有政治目的。然而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和权力要求，它必然反映出来，从而与喀喇汗王朝所代表传统文化发生矛盾。《福乐智慧》的着力点就是协调这种矛盾，整合两种异质的文化。
优素甫说：“首先，国君的身世要纯正高贵。”（1949双行）又说：“父亲是君主，儿子天生是国君。”（1950双行）这正是阿尔泰语系诸部族的重要传统观念——“君主万世一系”。《福乐智慧》把出身作为国君的首要条件，一再强调：“国君天生是社稷之主。”（1932双行）也就是说汗位并非人力所能取得，乃是祖源的“纯正高贵”。但《福乐智慧》同时又说；“这社稷并非你自己求得，而是真主恩赐你的福份。真主器重你，赐予你王位，贤君啊，你要戴德感恩。”（5469～5470双行）汗位既是由出身所得，为什么又是真主赐予呢？优素甫在长诗中作了阐释：“真主给谁赐予王位，也给他赐予相应的心智。真主想把谁造成国君，也为他造就智慧和羽翼。”（1933～1934双行）这就是说，出身虽然是取得汗位的前提条件，但是要真正取得汗位，巩固汗位，特别是要做一个好的汗，就需要一是智慧、二是辅臣。《福乐智慧》把智慧和知识视为不同的两个范畴：智慧是真主所赐，知识是个人学习所得——“真主若给你创造了心智，你会靠心智求取学问。”（1818双行）“求得了学问，方成圣哲，用学识为世人造福无尽。真主若没给你创造心智，即使你勤学也—事无成。”（1820～1821双行）化素甫又把这种伊斯兰思想认识同喀喇汗王朝古老文化联结起来：“突厥人的格言讲到了这点，你若读了它，获益无穷：世人靠学习增长知识，再勤奋也学不到智慧心灵。”（1826～1827双行）至于辅臣，《福乐智慧》说：“人君必须有帮手和辅佐，须有聪明睿智之士做他的大臣。”（427双行）“有了辅臣，国君少受苦辛，国事昌盛、法度得以保证。“（429双行）然而人才难得，可遇而不可求。这“遇”就是真主的“恩赐”。优素甫通过诗中人物国王日出与大臣贤明的对话表达了这一思想——“啊，贤明，得到你全靠真主的恩情。”（3120双行）
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的根本法律是伊斯兰教法（al-shdri`ah al-Islamiyah）。伊斯兰教法的来源和依据主要是《古兰经》，而《古兰经》，依照伊斯兰教义，被认为是真主的启示。因此，《古兰经》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虽然先知及其门弟子的言行，特别是对《古兰经》阐释，即《圣训》，也是伊斯兰教法的组成内容；但是从理论上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