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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东南部，包括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著名的中央民族大学就在魏公村一带。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1]
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耐人寻味的。它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清代开始到本世纪80年代，一直有学者注意这个问题。并作了初步探讨。[2]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地名变迁的脉络，探明这一聚落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进而说明古代北京城市发展及民族关系的某些特点。
一、地名的变更
从现存文献来看，魏公村在元代就已形成，经明清延续至今。与今天不同的是，它在明清时被称作“畏吾村”。
明人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合葬告考妣文》：
呜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于畏吾村，吾母之墓实在右穆。墓地狭隘，不过二亩。[3]
据此，在李东阳曾祖之时已有畏吾村。又据《怀麓堂集》卷68《曾祖考少傅府君诰命碑阴记》：
府君在国朝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携先祖少傅府君以来，始居白石桥之傍。 后廓禁城，其地以入北安门之内，则移于慈恩寺之东，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师。始居北方，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阅三世百有余年，乃得以官职封赐，一命而跻于极品。[4]
文中提到李东阳曾祖在洪武初年就移居北京，由于“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由此可以断定，李东阳曾祖的葬地畏吾村在洪武初年就已经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畏吾村最早的形成时间就是在洪武初年。我们知道，一个聚落的形成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畏吾村的最早起源当在明洪武之前的元代 (笔者将在下文详考)。
尽管畏吾村在元代就已形成，但由于元代文献、特别是北京地区地方志的缺佚，我们很难找到元人关于畏吾村的直接描述。而到了明代，有关畏吾村的记载开始多了起来。
除上引二文外，李东阳还曾多次在文中提到畏吾村，如《复畏吾村旧茔告先考墓文》、《安葬告兆先文》等。[5]清人乔松年曾专门撰文提及李东阳与畏吾村的关系，“李西涯(按，即李东阳，号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西涯以居址相近而署号”。[6]虽然这段文字稍有错误，[7]却正确指出了李东阳与畏吾村之间存在着联系。由于李氏祖坟在畏吾村，李东阳死后也安葬在这里，[8]而且他的墓地还成为后世文人凭吊抒怀的一景。[9]
明正德八年，太监张雄修建大慧寺，地点就在畏吾村。李东阳为之撰写真武殿铭。[10]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11]
嘉靖年间这里仍称畏吾村。一方嘉靖三十四年的墓志写到，“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12]到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13]
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
明末这里称“魏吴村”。魏公村出土明人刘继祖及妻李氏等合葬墓志，其中提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葬于西直门外魏吴村。”[14]
到清代，畏吾村这一名称依然沿用。康熙朝名诗人王士祯，[15]康熙、雍正时的查嗣瑮[16]，乾嘉时期的法式善，[17]同治时期的乔松年均在文中提及畏吾村。在康熙年间，畏吾村也称“魏吴村”，[18]乾隆年间又称“卫伍村”。据清人查礼《畏吾村考》：[19]
京师西直门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学士李东阳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垅未迁榆垡时，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时西域国号也，太祖四年归于元。或称畏[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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