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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到一定规模时，它便会象滚雪球一样，加速发展。
从元代初的至元四年(1267)到元末(1368)，畏吾村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成长起来。
四、聚落的归宿
有的研究者指出，畏吾村的形成是由于元代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他们认为，“畏兀儿在元代民族中的地位虽然比较高，但毕竟在蒙古族之下。同时，他们在北京人少地生，当时汉人对外来民族又怀有敌意。这样，在北京的畏兀儿人便聚居在一起，以团结自卫。……畏吾村的出现，是北京历史上民族间歧视的产物。”[54]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确，从城市发展史的一般观点来看，社会地位较低而又缺乏财富、技能的外来移民，特别是少数族移民往往很难进入市区，而只能聚居在城市周边，形成自己的聚落。但是，用这种观点解释元代史事、解释畏吾村的诞生，就显得缺乏说服力。
事实是，从辽金以来一直有大量的异族人包括畏兀儿人平安地居住在北京城内。[55]到元代，畏兀儿人更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56]他们安定地在北京生活，而且保持着本民族的各种习俗，“高昌之神戴羖首，伏剑骑羊势猛烈。十月十三彼国人，萝葡面饼贺神节。”[57]“十月都人家百蓄，霜松雪韭冰芦菔，暖炕煤炉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58]在元大都，各族之间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而不是敌对的。定居城内的畏兀儿人是安全的。畏吾村的形成显然与民族歧视无关，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团结自卫”。
不过，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思索。在明代有关北京的文献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关于那些畏兀儿大族墓地的记载了。笔者认为，这和元末大规模的战争以及明初的民族政策有关。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元末战乱中，京郊的这片异族墓地是很难得以保存的。而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标榜“驱除鞑虏”，推行“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民族政策，命令禁胡姓、胡语、胡服等，把元明易代说成是一场“复汉官之威仪”的民族革命。[59]白石桥附近的大护国仁王寺为元代皇后家庙，“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修造”，[60]富丽堂皇。但到了明代，却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以查考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在同样形势下，畏兀儿大族墓地的结局。
历史的变迁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但我们总还可以找到一点点痕迹去认识历史。毕竟，畏吾村的名字一直辗转流传至今。
五、结 论
今天的魏公村曾是元大都郊外的畏兀儿人聚落。它的形成与金元时期对高梁河水系的利用密不可分。由于优美的地理环境和畏兀儿人的宗族观念，在西直门外、高梁河畔出现了几个畏兀儿大族世代相承的家族墓地。以这些大型陵园为核心，这里逐渐形成了畏兀儿人在京郊的聚居点。虽然在元末明初这些陵园已经消失，但畏吾村之名却一直延续下来。
我们不妨把魏公村的历史看作北京城数百年发展史的一个侧面，不妨把魏公村当作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变迁的一个见证。
[1] 海淀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页45。
[2] (清)查礼：《畏吾村考》，收入(清)王昶编《湖海文传》(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卷12，叶6b、7a。洪业：《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二墓志铭考》，《燕京学报》第3期(1928)，页523—526；此文后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页1-7。石岩、文英：《魏公村——元代维吾尔族人在京郊的聚居点》，《北京日报》1963年8月16日第3版。贾敬颜：《畏兀儿村考》，《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页1-2。
[3] 《怀麓堂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1250，页787。
[4] 同上，页720-721。
[5] 同上，页786、788。
[6] 乔松年：《萝摩亭札记》(同治十二年刻本)，卷6、叶8b、9a。
[7] 乔松年指出李东阳自署号“畏兀”是与畏吾村有关，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由于李东阳住地靠近畏吾村，而是由于李氏祖坟在畏吾村。李东阳故居曾在“白石桥之旁”，而这座白石桥是后来圈入明皇城内的白石桥，位于万岁山西北方，与畏吾村附近的白石桥无关。后来李东阳家族迁居慈恩寺东、海子之北，住地仍与畏吾村无关。乔松年误。以上可参看前引李东阳《曾祖考少傅府君诰命碑阴记》；吴长元：《宸垣识略》(北京出版社1964)，页137-138；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图31-32、33-34。以上图文均对李东阳居址有明确说明。
[8] (明)杨一清：《李东阳墓志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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