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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交通为皇室所青睐，对高梁河水系的利用也越来越重视。1260年忽必烈称帝后，采用两都制，政治中心南移，每年来往于燕京和上都之间。当时的燕京由于战乱已非常残破，忽必烈与皇后察必只是住在近郊金代的离宫中。至元元年开始修建琼华岛、万寿山殿。[37] 此后，大都的兴建也是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向、依托高梁河水系进行的。察必皇后每年往来于上都和燕京之间，对高梁河一带的地理风景不会陌生。她不仅于至元四年“买地京城之西高梁河之土”，安葬妹夫蒙速思，还在三年后“于都城西高梁河之滨大建佛寺”，[38]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对高梁河一带山水形胜的重视并不局限在皇族中。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蒙速思的女婿、畏兀儿名臣廉希宪也安葬在京西高梁河，“春秋五十，越某日，葬于宛平之西原。”[39]根据清人查礼的说法，直到清朝初年，在畏吾村还有廉姓居民，“京师西直门外八里有村名畏吾……当时畏吾之人，聚族而居者正自不少……予家祖垅未迁榆垡时，俱葬此村……守冢者亦廉姓，疑即右丞(按，即右丞廉希宪)后人。” [40]把这段记载和上引文相联系，廉氏家族的墓地也当坐落在畏吾村一带。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又一位畏兀儿高官、金紫光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阿里海涯埋葬在城西高梁河。[41]其后，该家族的成员都归葬这里，其孙、元代著名文人小云石海涯(按，即贯云石)“薨于钱塘寓舍，年三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儿童、贱隶，莫不悼惜。其年月日，诸孤奉柩葬于析津之祖茔。”[42]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海涯家族和廉氏家族也有姻亲关系，小云石海涯是廉希宪长兄廉希闵的外孙。[43]
综合上述，三个畏兀儿大族的墓地都集中在高梁河一带，即今魏公村附近。这三个家族均出自北庭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44]而且互有姻亲关系。在畏兀儿人的社会里，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他们长期居住在荒漠戈壁的绿洲中，流动性较小，常常一个或几个家族聚居在一起。即使来到中原，这一传统仍未改变。[45]由于宗族观念的影响，畏兀儿大族多有自己的家族墓地。这种家族墓地在汉地受汉文化的影响，又有进一步的发展。[46]
除了以上三个畏兀儿家族外，哈剌鲁贵族曲枢家族的墓地，也由元仁宗御赐选定在这里。“仁宗当驻跸和义门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儿之墓，顾左右曰：‘朕尝学蒙古文字于司徒，
于心不忘。曲枢之功，朕所嘉尚，其为治寿藏，邻于司徒之地，以表朕志。’辞不获，命即日相地，发官帑为仞竁宂，植华表，列翁仲如式。薨，遂窆焉。……有子二人，长伯都，次即王。……泰定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王薨于上都西门里第……以某年某日葬于城西宛平县先茔之次。”[47]
这个哈剌鲁大族的加入，使高梁河畔的墓地进一步扩大，而且通过有关这个家族墓地的记载，如相地、植华表、列翁仲等，我们可以想见其他几个家族陵园的规模与奢华程度。
元朝政府关于官民坟地的大小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一品，四面各三百步；二品，二百五十步；三品，二百步；四品、五品一百五十步；六品以上，一百步。”[48]元代一步合现在的5尺，一亩合240平方步。[49]依此推算，上引品官可以分别拥有约375亩、260亩、167亩、94亩、42亩的墓地。在高梁河畔置有墓地的几个大家族世代均有高官，我们据上述规定可推测他们的陵园规模之巨。
依以上引证，这些畏兀儿大族的陵园均位于今魏公村一带。那么，这些陵园与元代畏吾村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庞大的豪门墓地，京西一隅就不会发展出畏兀儿人的聚落，也就不会有畏吾村。因为这里既不是商业区，其总体生活条件也远不如大都城里。事实上，正是陵园导致了这个聚落的出现。
关于此类现象，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寻求一个固定的汇聚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50]研究北京史成绩斐然的尹钧科先生进一步指出：“京城之中多达官贵族和名门世家，这些人家竞相在北京近郊购置香火坟地或营建田庄。……这些权势人家一旦在近郊建立坟地后，便派护坟人看守。因坟地都在村外田野，护坟人户近坟地而住，久而久之，在散处近郊田野里大批坟地上形成一些小的居民点。[51]
畏兀儿人强烈的宗族观念使他们保持了世代相袭的家族墓地，而对于陵园的建设也往往不惜工本。[52]明代汉人李东阳的家族墓地，尚且有土地“百余亩，周筑垣墉，通行神道”。[53]由此亦可反观元代畏兀儿贵族陵园的规模。正是畏兀儿贵族大型陵园的存在，导致了畏兀儿人聚落的逐渐形成。这里最早的居民应是陵园的守墓人，而当人口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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