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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村考—元大都一个畏兀儿聚落的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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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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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以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葬于京城西直门外畏吾村，盖公祖莹也。”见同治十年修、光绪十年刊《畿辅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卷165，册5，页6181。
[9] (清)查嗣瑮《畏吾村》诗：“村童担上沙，丞相墓前石。唯有宫中鸦，飞来吊寒食。”诗中提到的丞相墓，显然是指明大学士李东阳之墓。查嗣瑮诗见吴长元前引书，卷14，页253。清人法式善曾专程寻访李东阳之墓，作《李东阳墓记》，文见上引《畿辅通志》卷165，页6181。
[10] (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页227。
[11] 明万历《顺天府志》(中国书店1959年影印本)，卷2，页586。
[12] 《明故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事乾斋吕公墓志》，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志4851”号。录文亦可参看洪业前引文。
[13] 沈榜前引书，页41。
[14] 《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八)》，《北京文博》1998年第1期，页97。
[15] (清)王士祯《皇姑寺诗》：“皇姑寺前风日晴，畏吾村畔草痕生。山桃堤柳自春色，粥鼓钟鱼非世情。”诗见上引《宸垣识略》卷13，页249。洪业先生因皇姑寺在八大处东南之黄村，故认为诗中的畏吾村也在西山八大处一带，而非今魏公村。他提出，“元时畏兀儿人之居西郊，散处之地甚广，今香山东南有地称魏家村，其亦由畏兀讹转欤?”见洪业上引文，《洪业论学集》本，页6。笔者按，洪业此论欠妥。首先，畏吾村的位置一直在今魏公村附近，历代文献记载明确，不会远至八大处一带。第二，王士祯《皇姑寺诗》并未确指畏吾村与皇姑寺紧邻，我们应当从王士祯出游时景点的变化来理解他对畏吾村的描述。第三，王士祯在《池北偶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本)卷6《二文正墓》明确提到畏吾村，“元耶律文正(楚材)、明李文正(东阳)墓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文见册8，页107。很显然，王士祯所说的畏吾村就是今魏公村，而不是在黄村附近的魏家村。总之，畏吾村只有一个，即今魏公村。
[16] 查嗣瑮前引诗。
[17] 法式善《李东阳墓记》：“墓在大慧寺西，距寺三十步。墓之西为畏吾村。”见上引《畿辅通志》卷165，页6181。前引石岩、文英文中提到，“魏公村东边有一座大慧寺，寺西有一墓碑。碑志‘墓在大慧寺西，距寺三十余步……墓之西为畏吾村。’……碑于清代道光十四年立。”笔者按，这块所谓“墓碑”上的文字与上引法式善《李东阳墓记》中的文字相同，可见并非墓碑，而是墓记。又，法式善为乾嘉时文人，他所作墓记何以立于道光十四年，殊不可解。根据法式善的《李文正公墓祠记》，法式善曾与诸友一起建李东阳墓祠于畏吾村，祠堂在嘉庆六年落成，法式善为文，“叙其始末，揭之祠壁”。如果真存在上述石碑，此碑当立于嘉庆年间而不是道光时期。法式善《墓祠记》见上引《畿辅通志》卷165，页6181。
[18] 康熙二十三年《宛平县志》，转引自前引查礼《畏吾村考》。亦可参看洪业前引文。页6。
[19] 查礼前引文。
[20] 光绪十年刊刻的《畿辅通志》为同治十年开修，历十年完成，时为光绪七年(1881年)。其中写到“明李东阳墓，在县西畏吾村。”据此可知畏吾村之名一直使用到晚清。文见《畿辅通志》卷165，册5，页6179。
[21] (日)多田贞一著、张紫晨译《北京地名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页15-21。文中指出自民国以来北京改名凡三百处以上。
[22] 洪业前引文，页6。该文发表于1928年6月，文中写到“畏吾村，在今西直门外，大慧寺之西北，土人所称为魏公村者一带。盖又讹《宛平县志》之魏吴为魏公也。”但应当注意的是，畏吾村改称魏公村后，仍有人称之为畏吾村。见马芷庠《旧北京旅行指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页212、223。该书原名《北平旅行指南》，初版于1935年，仍称魏公村为“畏吾村”。
[23] 洪业上引文；侯仁之《海淀区附近地区的开发过程与地名演变》，上引《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页508。多田贞一也指出，北京地名的更改多根据读音而变化，见多田前引书，页15-21。
[24] 侯仁之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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