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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或称畏吾儿，或称畏兀，或称畏兀儿。……此村密迩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畏吾之名，当始于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卫所居，遂称之曰“卫伍”，殊失其义。
虽然在清代畏吾村有“魏吴村”、“卫伍村”等不同写法，但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20]这意味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畏吾村”之名尚未改作“魏公村”。
畏吾村何时改为魏公村，具体时间已难查考。笔者认为当在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21]现有的文献表明，至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畏吾村已经改称魏公村。[22]这一名称的改动，显然是根据读音，换上了发音相近的字，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23]明代畏吾村称苇孤村，清代称魏吴村、卫伍村。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24]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罢了。
二、蒙速思家族墓地
通过上文，我们知道魏公村形成于元代，原名畏吾村。那么，它和畏兀儿人(Uighur)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它是畏兀儿人的聚落，那这个聚落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早在金代，大量回鹘人(按，即畏兀儿人的前身)已经在燕京定居，他们“多为商贾于燕……在燕者，皆久居业成……辛酉岁，金国肆眚，皆许西归，多留不返。”[25]既然金中都聚居着大量回鹘人，会不会在金代就已经形成了畏吾村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畏吾村的位置相当于金中都的北方远郊。尽管中都是一个繁华都市，但远不能以今日的都城概念视之。在当时城北高梁河一带虽有金朝皇帝的离宫，但普通居民很少。[26]回鹘人留居都城经商，不会选择这片人烟稀少的山野作为居址。金代史籍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畏吾村的直接或间接记载。
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元代初期，在畏吾村一带开始出现畏兀儿人的活动。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忽必烈的近臣、前燕京行省札鲁忽赤、畏兀儿人蒙速思死后埋葬在这里，“至元四年四月六日薨，年六十二。三宫震悼，庶尹流涕，曰‘夺我良臣。’昭睿顺圣皇后出内帑，买地京西高梁河之土，以礼葬焉，特谥敏惠公。”[27]蒙速思是忽必烈的心腹大臣，又娶皇后察必（按，即上引文中的“昭睿顺圣皇后”)之妹怯帖伦。由于这两方面的关系，蒙速思家族世代出任元朝高官。“有子男十一人，孙男二十四人，皆为显官。女四人、孙女四人皆嫁世族。群臣之盛，鲜于为此。”[28]从蒙速思开始，这个家族的陵园便固定在高梁河畔。其子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阿失帖木儿死后，与其父葬在一处，“葬高良河之滨，智敏王(按，即其父武都智敏王蒙速思)之兆。”[29]高梁河发源于梁山(今石景山)，自元代起，所谓高梁河多指由平地泉(今紫竹院)到西直门这一段河道。[30]蒙速思家族墓地位于高梁河畔，当在紫竹院到西直门一带，而魏公村也恰好在这一范围之内。
有关的元代文献进一步提到了这个家族陵园的位置，“仁宗当驻跸和义门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儿之墓，顾左右曰……。”[31]和义门即明清时代的西直门，[32]蒙速思家族墓地位于今西直门外无疑。从仁宗驻跸和义门外来分析，阿失帖木儿与父蒙速思的墓地距离西直门肯定还有一段距离。这和今天魏公村的位置相符：魏公村在西直门外，但距西直门尚有数里的路程。
我们从元世祖皇后察必的家庙大护国仁王寺的选址，可进一步推定蒙速思家族墓地的位置。“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有三拱，金所建也。庚午至元秋七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外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33]这座京城外十里、高梁河上的白玉石桥就是今天海淀区白石桥的前身。[34]可见大护国仁王寺就在白石桥附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北京的考古勘察也证实了这一点。[35]结合道路里程和相对位置，大护国仁王寺位于白石桥附近是可以肯定的。既然察必皇后家庙护国仁王寺就在白石桥附近的高梁河畔，那么，她在高梁河畔为妹妹一家亲自选定的墓地也必然距此不远。这样，蒙速思家族墓地的位置正与魏公村相当。
以上，我们利用多种文献，一步步逐渐缩小了范围，蒙速思家族墓地最终被框定在今天的魏公村附近。
三、聚落的形成
我们注意到，元世祖皇后察必把妹夫蒙速思的墓址和家庙选在魏公村一带的高梁河畔并不是偶然的。从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在燕京东北郊高梁河水系修建离宫开始，[36]这一带秀丽的自然景色和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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