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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的“草原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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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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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意识，特别是萨满教信仰。鹿石流行于青铜时代，有人认为其上限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下限则可定在公元前７-６世纪。鹿石广泛地分布在欧亚草原上，在蒙古、我国新疆、高加索地区、南西伯利亚以及南俄草原都有分布，尤以蒙古为多。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不同地区的鹿石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区特征，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全亚欧类型（非动物类型）；萨彦-阿尔泰类型（接近自然的写实性动物图案）；蒙古-外贝加尔类型（带有图案化了的鹿纹样）。
石人，或称草原石人，是用石头刻成的人像，它可以分为两大类：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随葬石人发现于死者的墓室之中，一般比较小，有的上面还钻有小孔，利于系绳佩挂。随葬石人是死者个人所用的物品，置于墓内可能具有护身避邪、保佑死者与生者的意义。墓地石人则是竖立于墓地地面上的大型石人，一般面向东方，平常所说的草原石人多指此类石人。墓地石人主要有祖先崇拜的意义。石人在草原通道上相当普遍，从蒙古到新疆、南西伯利亚、中亚及南俄草原都有。石人存在的时间也延续了很久，公元前２千年代初的奥库涅夫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其中随葬石人产生的时间可能要略早于墓地石人。草原通道上石人存在的下限则可晚至公元１１世纪[30]。
关于草原通道上鹿石与石人的起源问题，至今尚不清楚。笔者认为，鹿石与石人很可能源自欧洲，因为欧洲早在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000—2500年），就出现了一些碑状石刻，主要集中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南俄草原[31]。鹿石与石人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分布，正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见证。
２．青铜器[32]与野兽纹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有人曾将这些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统称为“斯基泰艺术”。这种含糊的统称无疑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青铜器在年代上都要早于斯基泰人；而且，这些青铜器也并非斯基泰人所独有。实际上，散布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在流行的时代、分布的区域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在中国北方，这类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青铜器过去曾被称作“绥远青铜器”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现在被有些人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33]。
在公元前２千年代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中，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器物有：青铜短剑，以铜柄与护手（格）铸为一体为特征，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管銎战斧，此种战斧除了有较长的管銎外，还具有刃狭身厚的特点；青铜小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身与刀柄之间有舌状突，刀背呈弧形；铜锛，锛的后部有銎；弓形器，此种器物用途不明，有人认为它是系在腰上用来系挂马缰的，有人认为它是弓的辅助工具，也有人认为它是用在旗帜上的[34]；此外，还有带耳铜斧以及一些青铜饰物等。
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具有一些共同的游牧生活特征，如青铜器上多有环或钮，以便悬挂。从艺术上看，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也非常相似。例如青铜短剑及刀柄上往往饰有各种动物，这些动物一般双眼突出，两耳竖起，动感很强。在国外，欧亚草原上的这种动物纹饰被称作“野兽纹”，我国学者则称之为“动物纹”，因为在这些动物形象中，除了野兽外，还有家畜[35]。
上述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在草原通道上分布很广，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都有。特别是乌拉尔南部地区图尔宾诺文化中的塞伊马（Seijma）类型青铜器，与克拉苏文化青铜器及中国北方青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有些类似的青铜器还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中。这样，就产生了殷墟文化与草原通道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世纪5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带着青铜技术来到了米奴辛斯克盆地，并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创造出了克拉苏文化。但他们的这种观点在进入６０年代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认为是乌拉尔南部地区的塞伊马类型青铜器通过草原通道向东传播，最终影响了中国殷墟文化[36]。我们在不久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还可以常常看到这类说法[37]。
那种认为塞伊马类型青铜器影响中国的观点，其基本前提是将塞伊马青铜器的时代定在公元前16-13世纪。现在看来，这个年代过早了。塞伊马青铜器实际上是与克拉苏文化并行发展的，有人将其年代定为公元前11-8世纪。所以，从年代学上看，塞伊马青铜器不可能影响中国的商文化。同样，中国商文化也不可能直接影响塞伊马青铜器，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只能是间接的。此外，克拉苏文化也不是由来自中国北方的居民创造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克拉苏文化居民不是大陆蒙古人种，而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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