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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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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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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民本思潮历经殷周、春秋、战国三阶段，历时千余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座特殊的“思想库”。
殷周时期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尚书》、《诗经》等元典。前者是中国最早的政论萃集，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总的源头。《皋陶谟》：“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无逸》：“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梓材》：“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这些精彩句式应该有一个凝练过程，因此其思想萌芽的形成肯定更早。魏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把民本思想概括为八个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虽无原典可依，但在总体上符合《尚书》一贯逻辑，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史上的至理名言。《诗经》中的民本思想散见于风、雅、颂各部分，虽是采风实录，但也表现出一些头脑清醒者“居庙堂之高”时的忧民意识，其《七月》、《伐檀》、《硕鼠》等篇着眼于经济生活事实，强调民生问题，尤可注意。除诗、书外，这个时期的民本思想亦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左传》、《论语》、《墨子》等典籍。《左传》述史，对各类新思想收录详备，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时代思潮概貌。《左传》首先注意到民利及民间疾苦问题。记载了许多发展经济、体恤民力等德政，强调“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昭公三十年）。《左传》还把民与“礼”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例如，齐景公在与晏子一次对话中竟领悟到尊民是“礼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尤值得指出的是，《左传》不仅继续强调民与“天”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民与“神”的关系，在理论上具有更大尖锐性及更明显的突破性。如说：“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这些开明言论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孔子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这些提法均见于相关史料中）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墨子》中也有激烈的民本思想。但相对而言，孔子中庸主义的民本思想符合宗法社会实际及其继续发展的逻辑，因而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成为此后孟、荀民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战国时期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无论是此时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君主自食其力业余从政）的政治空想，抑[1] [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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