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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的“草原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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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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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28] 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24-26, Mouton & Co, 1965.
[29]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１５-１６、２３、２４８-２４９页。
[30]以上关于鹿石与石人的内容主要参见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王博：《新疆鹿石综述》，《考古学集刊》，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32]在公元前２千年代，代表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共同特征的青铜器主要是武器。进入公元前１千年代，又有青铜鍑等器物。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年代范围止于公元前２千年代，所以对其它器物不予讨论。关于青铜鍑的综合研究，可参阅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附章”。
[33]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编），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34]秦建明：《商周“弓形器”为“旂铃“说》，《考古》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35]乌恩：《中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36]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２期；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105-112.
[37]例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１４页；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８页；张广达等：《天涯若比邻》，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３-１４页；芦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５页。
[39]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40]奥克拉德尼科夫：《贝加尔湖一带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北方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２期。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41]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42] 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见上官鸿南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43] S. A. Vasil’ev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ern Asia，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4, No. 1, 1993.
[44]张森水：《小口子史前地点发现的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46]《丝绸古道又有新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２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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