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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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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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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受其控制，而是主动依附，并凭借这种关系谋取利益。史籍中就有很多有关麴氏高昌与西突厥联合遣使朝贡的记载。例如：
[武德二年（619年）七月]，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旧唐书·高祖本纪》）
[武德三年（620年）]三月癸酉，西突厥叶护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贡。（同上）
[贞观三年（629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唐贞观年间，玄奘离开高昌时，麹文泰曾遣郎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25]“邬落马”为突厥语、汉语合璧词。“邬落”为ulaʁ的音译。《词典》释为：“ulaʁ——乘骑。遵匐（伯克）之命，在驿站供快递信使换乘的马匹。”[26]其书信能使玄奘在西突厥境内畅通无阻，足以说明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而“邬落马”一词的使用，亦可证高昌汉人对突厥语的熟悉程度。在一份回鹘文木刻本中曾出现分别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的僧人法号——“胜光法师”和Sïŋqu Sɛli Tutuŋ[27]；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经施主的名号亦作Sïŋʦï Aʧarï（僧慈阿阇梨），写经人为Alp Toŋa[28]。同样表明高昌地区的汉僧兼通突厥语文。
二
正因为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是麴氏高昌与突厥汗国“交好”、“结姻”的纪念性建筑，且建造于与粟特人和乌古斯人聚居之地毗邻的木头沟河谷，所以该寺的僧侣亦多通突厥语文。勒柯克编号第9窟是早期的洞窟之一，全部使用土坯在崖前券砌而成。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间是穹庐顶式中堂，两侧和后面有甬道和隧道连成的回廊，前部是平顶的前室。甬道和隧道两侧壁绘有15幅大型供养画。因被流沙填埋，整窟的壁画色彩鲜艳如初，大多都完好无损。中堂壁画以大悲观音为中心，左右上方配毗沙门天，下方为供奉的胡人及负载货物的驴、驼等动物（见图2）。回鹘男女供养像分别绘在门两侧内壁上，各分上下三排。最下一排的画像约有半人体大。一边绘有一位男供养人（见图3），另一边绘有一位女供养人。中排分别为两男两女，最上一排分别为三男三女。甬道入口两侧各绘有三位比真人还大的僧人画像。左侧画像为三位身着黄衣的“印度和尚”，用婆罗迷文书写着他们的法号；右侧画像为三位身着紫衣、双手持花的“东亚和尚”（见图4），分别用汉文和回鹘文写着他们的法号[29]。该石窟寺壁画的内容，绝大多数都属于大乘系统，具有典型的汉传佛教的特点；而该窟壁画却具有小乘佛教的特点[30]，意味着供养人崇信的是流行于当地非汉语族群中的小乘佛教。整窟壁画几乎全部被德国探险家勒柯克于20世纪初劫掠而去，后毁于在二次大战的炮火，现只有照片传世。
关于该窟的开凿年代，勒柯克推断为9世纪[31]，哈密顿推断为10世纪下半叶或11世纪初叶[32]，柳洪亮推断为10世纪[2]。鉴于甬道入口右侧三位紫衣僧人画像的榜题中有回鹘文字，学术界多认为这三位高僧为回鹘人[33]。榜题的文字分别为：
ʤituŋTutuŋ Bɛgniŋ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智通都统匐之圣像）
智通都统之像
Singui Tutuŋ Bɛgniŋ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进惠都统匐之圣像）
进惠都统之像
Vapgui Tutuŋ Bɛgniŋ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法惠都统匐之圣像）
法惠都统之像
智通之名曾见于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的《武周智通拟判为康随风诈病避军役等事》（约写于698～705年）。该文书的文字为：
1.康随风一介庸一生（人），名霑蕳點之色，而乃避其军役。
2.于是妄作患由，臂肘蹉跌，遂非真病，挛攣拳手腕，
3.乃是诈为，使一生将谓非虚，遂乃放从丁例。此□
4.□知匪独一一生□事。推穷状情□露，将为□□
5.推索氏之能为。诘问其一生，□答 知无谬，两家皆成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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