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天下之言性”是孟子讨论人性论的重要一章，但由于该章中存在难以训释的文字，其反映的思想也隐而不彰，严重影响了孟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拟通过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材料，对该章文字进行梳理，并由字义疏证进一步探讨孟子性善论思想。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读过《孟子》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天下之言性”章非常难懂，千百年来注疏家们费尽了心思，仍不得其解。此章说：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
此章难解，就在“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这一“故”字。此章下文又说，“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两个“故”字应为同义，故以往学者多根据“苟求其故”的故字来推测“故而已矣”这一故字的含义。如汉赵歧《孟子章句》说：“天虽高，星辰虽远，诚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岁日至之日，可坐知也。”了解了星辰过去的运行，千年之内的日至都可以推算出来，释“故”字为故常之行。与此相应，“故而已矣”的“故”被释为故常：
言天下万物之情性，当顺其故则利之也。改戾其性则失其利矣。若以杞柳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恶人欲用智而妄穿凿，不顺物之性而改道以养之。禹之用智，决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虚无事之处。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于无事之处，则为大智也。
从赵歧注来看，他所说的“故”或“故常”就是指人本来的性。顺人本来的性则有利，穿凿妄为，改变人本来的性则失其利。所以下面又说：“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与道乖。性命之旨也。”赵歧注释此章时，联系到孟子“顺杞柳之性以为桮棬”的观点，是其可取之处。不过从“天下之言性也”一句看，是孟子引述当时人们的观点，同时加以评论，而赵歧注显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所以其观点后人还存有不同看法。
宋代以降理学流行，《孟子》被归入“四书”而倍受重视，理学家对此章多有讨论，如朱熹《孟子集注》说：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
朱熹将性规定为“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将故释为“已然之迹”。按照朱熹的观点，理属于形而上，是“若无形而难知”，但可以在具体事物中表现出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所以天下之人根据性的“已然之迹”就可以了解到性，就象从星辰的“已然之迹”，就可以知其运行规律一样。朱熹的这个解释是建立在他“理”“气”、“未发”“已发”的理学观念之上，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再创造，它与孟子思想存在着一定距离，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宋代著名理学家、心学派代表认为陆九渊对孟子此章亦有解释。《象山语录》说：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1] [2] [3] [4] [5] [6]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