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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首尾文义。中间“所恶于智者”,至“智亦大矣”,文义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据某所见,当以庄子“去智与故”解之。观庄子中有此故字,则知古人言语文字,必常有此字。《易·杂卦》中“随无故也”,即是此故字。当孟子时天下无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据陈迹言之,实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说耳,是反以利为本也。夫子赞历明易,治历明时,在革之象。盖历本测侯,常须改法。观革之义,则千岁之日至,无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无可坐致之理,明矣。 陆九渊释故为“陈迹”,是取“故旧”之义。但这样以来,下文“苟求其故”的故字便不好解。所以陆氏实际是把上面一章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部分,认为前面是孟子对当时言论的评论,批评当时之人据陈迹言性,以利害相推算,忘记了性的根本;后面则是讲“赞历明易,治历明时”,并改“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为“不可坐而致”。陆九渊素以不读书自诩,且主张“苟得于心,《六经》皆我注脚”,故常常妄改经义,此章可谓一例。 清代考据学流行,许多学者对孟子此章进行解释,如毛奇龄释故为“智”,“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过智计耳。顺智亦何害,但当以通利不穿凿为主。夫所恶于智者,为穿凿也。如不穿凿,则行水治历,智亦大矣。”[1]焦循将故释为“已往之事”,认为“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旨”,“孟子独于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享利贞之利。《系辞传》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利以能变化,言于故事中,审其能变化,则知其性之善。”[2]当代学者中也有对此章进行探讨者,如杨伯俊《孟子译注》将此章译为: 孟子说:“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我们厌恶使用聪明,就是因为聪明容易陷于穿凿附会。假若聪明人象禹的使水运行一样,就不必对聪明有所厌恶了。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假使聪明人也能行其所无事,[无违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实行,]那聪明也就不小了。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3] 杨注《孟子》以简洁、明了著称,但此章却很难说作到了这一点,这也反映了“故”字在理解上所存在的难度。《孟子》一书谈论性的地方很多,但正面发表对性看法的,却仅此一章,是理解孟子人性论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但由于“故”字得不到训释,此章的含义也就混沌不清,“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它与孟子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孟子所赞同的,还是所要批判的?这些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且一直难有定论。所以一方面,尽管此章材料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在讨论孟子思想尤其是其人性论的各种著作中,却很少见有引用这段材料的,[4]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这种局面,直到郭店简的出土发现才有所改变。 (二) 1998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有《性自命出》一篇,其中明确提到“交性者,故也”,将“性”、“故”联系在一起,并对“故”字作了专门解说。《性自命出》年代在孟子以前,反映的正是当时“天下之言性也”的情况,为破解《孟子》“天下之言性”章提供了重要材料。竹简说: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性自命出》第9—12简) 如学者所指出的,重视“学”、“教”对人性的塑造、培养,乃是竹简的一个重要特色。竹简提出“动性”、“逆性”、“交性”、“厉性”、“出性”、“养性”、“长性”,正反映了这一点。对于“交性者,故也”一句,有学者认为“交”同“教”,意同于“使”;也有学者引《小尔雅·广诂》:“交,更也。”认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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