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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考略[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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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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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涉及到仁、义，那是由圣、智引发出来的，所以简本当为原始，帛本讹误。
简本第五篇第四章“仁，义礼所由生也”，帛本作“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从上文“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之语看，仁由智派生出来，而不是相反，故不可谓“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从“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之语看，义和礼的确是由仁派生出来的，故自然可以得出“仁，义礼所由生也”的结论。因此，帛本必误，当依简本。
显然，这两章简本和帛本的不同，绝非偶然，而是出于帛本传承者有意篡改。依简本，圣智居最高地位；依帛本，仁义居主导地位，礼智从属之。窃以为，这种篡改，主要是由于孟子大力倡导仁义礼智，并尤其强调仁义的缘故。这一方面说明，帛本的篡改出于孟子之后，而简本更加原始；另一方面也可据此推论，孟子和子思的五行说还是有差别的。
其七，简本第六篇第六章全文为：“天施诸其人，天也；其人施诸人，狎也。”帛本此下多出“其人施诸人，不得其人，不为法”数语。从行文看，盖帛本注文混入经文。
其八，第六篇第七章末句简本作“好德者也”，帛本作“有德者也”。今按，简本义长。本章各句皆言闻道的不同表现，皆云“好”某种德行，此句亦不当例外。
在以上八点中，就第一点而言，帛本《说》的部分乃后人所加，不可据以判断简帛两本的优劣。就第二点而言，虽然帛本胜于简本，但这主要是文风的不同，并未由此带来经义的差别。其他六点，皆简本胜于帛本，显示出《五行》篇的本来风貌。因而，总起来说，简本更为原始。 三、《说》
庞朴先生说：“《五行》篇早先并没有‘说’或‘解’，帛书所见的‘说’，是某个时候弟子们奉命缀上去的。”[5]这种论断大致是正确的。
那么，具体地说，帛书《五行说》作于何时呢？这部佚书曾用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解析《五行》，因而其上限应在孟荀之后。帛书整理者说，包括《五行》在内的“《老子》甲本及卷后佚书合抄成一长卷，……此卷帛书不避汉高帝刘邦、高后吕雉讳，字体接近秦篆，抄写年代可能在高帝时期，即公元前二O六至一九五年间。”[6] 今按，此卷帛书并非不避刘邦讳。《五行》简本第五篇第三章“有德则邦家兴”，帛本作“国家”，实乃汉人避汉高祖刘邦讳改。但是，我以为也不可因此处避刘邦讳而否定整理者对《老子》甲本及卷后佚书抄写于高帝时期的推断。刘邦在位时就出现避“邦”讳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照理说，成书年代要早于抄写年代，而秦代焚书坑儒，有言百家之学者斩，故亦不应成于秦代。依此，《五行说》当成于战国末期。
不过，现存《五行说》是从《五行》的“圣之思也轻”章，亦即笔者所分的第二篇第七章开始的，其前经文无说。这是《五行说》的本来面貌呢，还是前有脱文呢？庞朴先生认为，在帛书《五行》的经文和《说》文之间，“显然缺少了五十行左右（按现有比例推算）的解说文。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损失。”[7]这种说法恐难圆满。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五行》的许多概念前后重复出现。按照《五行说》的文例，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解说，以下省略。《五行说》的第一段为：“‘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这显然是对“思”和“轻”两个概念的解说。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早在经文的第二篇第四章就已经出现了：“不圣，思不能轻。”如果前有《说》文的话，这两个概念当在此章解说，而不应拖到后面。所以，我的看法是，《五行说》本来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种推测。战国末期，有一个儒者，偶然接触到《五行》一书。他本来是漫不经心的，更没有解说的打算。但逐渐为其所吸引，终于在读到“圣之思也轻”一章的时候开始为其解说，并将其解说附于经文之后，形成帛书所见的样子。当然，也可能是某位弟子，听经师讲解《五行》，本来没有打算记录。后来当经师讲到该章的时候才开始记录。
从《五行说》称引“世子”的情况看，这位解说者当为世硕之后学。
贯读《五行说》全文，虽然它保存了一些久已失传的古训，如“轻者，尚矣”之属，但就其思想性而言，缺乏创意，了无新见，不足观。
[1] 本文选自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即刊。
[2]据笔者研究，今本《中庸》大致包含原《子思》一书的两篇佚文，一篇即本来的《中庸》，乃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另一篇姑名之曰《天命》，乃子思著作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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