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这样做完全是有可能的［7］。但作者在此书中又说汉代在医药学及医疗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了不少有关病历、医方和当时边郡医疗制度的文书资料。并再次以简4·4A、4·4B为例，说它是当时下级机关上报给侯官的“病吏卒名籍簿”，也以简58·26的规定，认为患病者的生病年月日、患何病及病愈否，都要向侯官呈报名籍，而4·4A、4·4B“是执行这一规定的体现”［8］。高敏先生在他的《简牍研究入门》一书中表示，因《居延汉简甲乙编》45·15号简文有“病卒名籍”名称，但在简牍中又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病卒名籍”，所以他认为简4·4A、4·4B即属于“病卒名籍”，因为“上述二简（其实是一支简的正反两面）所载，虽无‘病卒名籍’之名，却有病卒名籍之实”。此简所罗列的都是一些下级戍卒人员，也是患病者，把有病的戍卒名单放在一起，非病卒名籍而何？最后作者还对“病卒名籍”的书写体例与格式作了一些说明，当然也是根据《居延汉简甲乙编》简58·26的记载，认为此简可能就是关于“病卒名籍”书写格式的规定，要求写清楚病卒所在隧名和姓名，所患何病、从何时起患病以及病情与治疗情况等等［9］。这些论述当中只有李均明、刘军二位最简单，他们把此简归入“病名籍”，并认为“病名籍”是伤病员的名单［10］，仅此而已。［11］
从以上论述可以明显看出，王震亚先生的结论前后矛盾，而且如果马明达先生与他的这种推理有可能，那么医务人员当时根本不必要四处跑动，巡回治疗，既然病情大家都一样，大可让他们按药方治疗，简牍中大量“药方文书”的作用虽然可能与此无关，但至少说明存在这种可能，也使他们的推理不足以说服人。而高敏先生虽把它归入“病名籍”，但口气不怎么肯定，似乎因材料问题而迫不得已这样做。只有李均明、刘军二位对它的归属问题不容置疑，就其内容似乎只有把它归为“病名籍”一类，才能很好的解释这种现象。但为何这些观点会有分歧，到底此牍性质如何？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病名籍”或“病卒名籍”可以肯定一点［12］，是关于一般戍卒的病情病况了解的记载材料，燧长、侯长生病有专门的请病文书——病书［13］。因为他们是坐守一方的长官，每天的工作都得照常进行，所以他们生病，必须向上级报告，并申请病假和治疗，侯官根据他们上报的文书给予诊治和工作上的安排，因为他们位置的暂缺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可由简牍中大量出现的下级或他属吏“守”、“行”、“兼行”看出来。除此之外，侯官还根据这些上报文书作为燧长、侯长“劳绩”的考察凭据，这整个过程就成了另一种文书——吏病及视事书卷，如：
阳朔二年正月 阳朔二年正月
▓尽十二月吏病 ▓尽十二月吏病
及视事书卷 《甲乙编》8·1A(甲二四四六) 及视事书卷 《甲乙编》8·1B(乙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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