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學術界對於商末周初時楚都丹陽的位置有各種不同的説法，劉彬徽先生曾把這些説法歸納為六種。[13]這六種説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枝江說”[14]和“丹淅之會說”[15]。1979年，俞偉超先生通過實地調查與研究，在他的一篇題爲《關於楚文化發展的新探索》的文章中已經指出，“枝江說”成立的可能性最大。俞先生說：[16]

熊繹之時，既是建都于丹陽，又“辟在荊山”，可見丹陽距荊山不會太遠，甚至可以認爲丹陽就是在荊山腳下。按照古代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來考慮，一種文化的發展，總是沿著河流發展的。荊山的中心地帶，在今寶康一帶，沮河、漳河自這一帶發源，南下注入長江，到了今當陽縣東一帶，就是荊山腳下的平原地帶了。沮河、漳河在這一帶再往下不遠，至今河溶公社所在地，就合二為一了。熊繹的“辟在荊山”不會在今寶康一帶山嶺的高峰處，很有可能就在荊山腳下的平原地帶，即今當陽縣至枝江一帶，這樣，丹陽就有可能在此附近。

在俞先生後來撰寫幾篇探索楚文化的文章中，又曾從多種角度申説這個看法。[17]但是最新見到有些專著和論文仍然相信“丹淅說”，俞先生的這個正確意見顯然還未被廣泛接受。現在新蔡簡文已經自述楚之先祖“宅茲沮、漳”，這個記載再次證明了俞先生的上述觀點。

    俞先生的文章已經指出，從西周時期楚文化的發展過程來看，“楚國的控制範圍，在西周早期至中期，大概主要還是局限于沮漳河一帶”，“到了西周晚期，楚國主要是沿著長江向東發展的，在今湖北地區的沿江兩岸已經成爲楚國疆域”，“到了平王東遷以後，春秋時期，楚國的勢力就進一步向北發展，首先是盡力向漢水流域發展”，“楚國的力量在武王時已經往北達到了漢水流域”，而位于丹淅之會的丹陽在漢水之北，因此從上述歷程來看，早期楚都丹陽在丹淅之會的説法不能成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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