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变是今古文字的分水岭，也是书法笔法衍进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捩点。隶、八分名实关系、体用关系一直是书法理论和文字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历代的书法家、金石家和文字学家都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和探讨。唐代张怀瓘的《书断》，宋代洪适的《隶释》、《隶续》，元代吾邱衍的《学古篇》、明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清代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刘熙载的《艺概》等著作中都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清代顾南原的《隶、八分考》和方辅的《隶、八分辩》更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之作，但隶、八分的名实、体用关系仍没有得到解决。近现代学者钱玄同、魏建功、启功、裘锡圭、金开诚、丛文俊、华人德等先生都作过专深研究，尤以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和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两位先生均结合新出土材料对古代字体进行全面的疏理，新见解、新观点精彩纷呈，如裘先生认为“战国晚期是隶书形成的时期”,“解散篆体、改曲为直”是隶书改造篆文的最重要的途径等。但两位先生对八分的认识不无商榷之处，如启功先生认为:“‘八分’为隶书的诨号”，“既有新隶字（按：指真书的雏形）于是旧隶字必须异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区别，所以称之为八分。八分者，即是八成的古体或雅体，也可以说‘准古体’或‘准雅体’”。^[1] 裘先生认为“也许我们可以把武帝中晚期看作隶书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前一阶段的隶书既可以称为早期的隶书，也可以称为古隶。后一阶段的隶书既可以称为成熟的隶书，也可称为八分”；“在宣帝时代的简上，出现了相当标准的八分书，如居延的本始二年（前72）水门燧长尹野简和敦煌五凤元年（前57）简等”。^[2] 上述两位先生对八分的观点基本相同，即均认为八分就是汉隶。然居延二年简、五凤元年简和东汉晚期的华山碑、熹平石经及三国魏时的受禅表、上尊号奏等标准的八分书在形态上差别还较大，因而此二简上的字体应该还不能称之为八分书。1997年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中刊布了十方名谒木牍（图一——图十），^[3] 木牍上规整的八分书引起了笔者的重视。尹湾名谒木牍上的字体显然有别于五凤元年简上的字体，这两种书体应是隶书的两种形态，尹湾名谒木牍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隶、八分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二、尹湾名谒木牍字体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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