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的尹湾汉墓被村民取土时发现。随后文物部门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六号墓中出土了十方名谒木牍（编号十四——二三），第一方为东海太守级遣功曹史请墓主办事的名谒；其次七方是沛郡太守等官吏遣吏向已任东海太守功曹史的墓主请谒或问起居、问疾时所使用的名谒；后两方则为墓主人或遣吏请谒别人时所使用的名谒，除第二十二号木牍仅在反面书写外，其余均正、反面书写。木牍上的字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横平竖直，强化横画的汉隶（仅出现于第十八号木牍反面），这类字体风格上与五凤元年简、《鲜于璜碑》、《张迁碑》接近；另一类为突出挑捺、提按分明、左右对称若八字分布的八分书体。六号墓葬年代上限，专家推定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4]名谒木牍八分书体应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最具楷式意义的八分书，因而尹湾名谒木牍的出土对研究八分书的名称、起源及其形态就显得格外地有价值。
三、尹湾名谒木牍的宏观考察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我们考察字体的形成时也必须联系其前后发展的环境，才能得出比较接近真实的答案。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考察尹湾名谒木牍八分书的形成原因及发展过程。宏观上，我们将尹湾名谒木牍重置于战国晚期、秦汉的隶书生成语境中去考察；微观上，我们将选取尹湾木牍上典型的八分字体，将其与相关时间段的其他出土材料的隶书字形作比较，来考察八分书的生成过程；最后笔者将在字形考察的基础上，对纷繁复杂的八分名称、起源及八分的含义等作一疏理，以期揭示出“八分”书的本来面目。
二十世纪以前研究隶书的学者，只能看到石刻隶书拓片。传世的西汉刻石只有《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鲁孝王刻石》等五、六种，因而他们得出偏颇的结论在所难免，如康有为认为西汉时代“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5] 生逢当代的学者是幸运的．随着二十世纪大批秦汉简帛的出土，我们对秦汉六百年间（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隶书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这就使得我们可能有比前人更接近真理的认识。为了便于对尹湾木牍的探讨，我们根据简牍帛书的考古年代及其自身的纪年，选择有代表性的简牍将秦汉隶书的出土资料作一编年。这样我们的讨论就有据可凭，不会轻易被历史传说和后人的伪托之作所蒙蔽。考虑到东汉时期有大量碑刻拓片可寻，本编年资料重点放在秦至西汉这个时间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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